中央苏区妇女干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培养和依靠的重要妇女力量，为中央苏区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们既是革命战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中国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勇敢实践者和先行者。革命学缘、家族亲缘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党组织启蒙、动员的主引擎，多重力量共同构成了妇女走向革命之路的强大合力，深刻塑造了中央苏区妇女干部的人生轨迹和革命道路选择。

　　进步师生的“革命学缘”

　　学缘是基于共同教育背景形成的社会关系。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新式学校则成为他们传播革命火种的聚集地，苏区妇女干部中有不少是受新式学校进步师生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湖南衡阳第三男子师范学校（男三师）和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女三师）是湖南革命运动的摇篮。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知识分子妇女干部屈指可数，其中伍若兰、彭儒、吴仲廉都是在湖南女三师开始了革命生涯。“双枪女将”伍若兰，1924年求学于女三师，毕业后任耒阳县妇女协会主席，从事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彭儒，曾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秘书，她儿子在回忆母亲的书中写道：“1926年，母亲到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就是在这所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她开始接触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熏陶，逐步走上革命道路。”文中还提及母亲的家人，仅碕石彭家就有十几人在这两所学校读书并受革命思想影响，相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其中彭家女将还有彭儒的胞姐彭侠、堂姐彭堃、彭娟、彭谦及嫂嫂吴仲廉等。

　　刘英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抱着读书自立思想”跨进了长沙女师，在徐特立校长“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办学理念以及进步青年教师党员如周以栗、陈章甫、罗学瓒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唐义贞在董必武主持教务的湖北女子师范学校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曾任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的李伯钊，是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时，在党早期革命领导人萧楚女的影响下走向了革命；曾任中共闽赣省教育部部长、中央苏区国家医院院长的胡德兰，是在南昌甲种女子职业学校学习时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喜欢看《新江西》等进步刊物，追求真理，并加入了党组织。

　　家族革命的“传帮带”

　　亲缘对家族成员有着特殊的影响力。区梦觉回忆蔡畅的文章中记述了蔡家浓厚的革命氛围：她虽出生在封建家庭，却拥有一位思想进步、具有顽强斗争精神的母亲。她二哥蔡麓仙是共产党员，在省港大罢工中壮烈牺牲；三哥蔡和森、三嫂向警予是我们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对她的人生影响最大。蔡畅传记中提到她“最初走上革命的道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出于对哥哥的崇拜和信任；凡是蔡和森所追求的，她就坚信是正确的，并且也一定要为之而奋斗”。闽西新泉工农妇女夜校负责人张素娥也是在胞兄张育文的影响下，懂得许多革命道理，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

　　姻亲关系也是诸多女性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例如，才女王叔振传记中有一段记述：大革命时期，王叔振与刘伯坚因革命相识并结为革命伴侣。通过配偶接触革命思想，后续成长为优秀妇女干部的例子非常多。例如，苏区时期粤东北兴宁妇女运动主要领导人蓝亚梅，是在丈夫刘光夏的带领下参加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曾任福建省苏维埃妇女部部长的赖月华，是在丈夫张鼎丞的影响下开始读书识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童养媳出身的陈琮英，也是在丈夫任弼时革命热情的感染下，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中国共产党的启蒙与动员

　　中共二大确立了民主革命纲领后，党从理论转向实践，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加强组织建设与宣传工作，推动了革命发展。许多劳动妇女在党组织的启蒙、动员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例如，曾任中央苏区总工会女工部部长的刘群先的女儿回忆说：母亲在饥寒交迫时，参加了共产党员创办的工人夜校，逐渐明白了工人穷困潦倒的根源，掌握了“工人们只能联合起来，跟资本家进行斗争”的革命道理，“决心为穷苦的劳工姐妹翻身解放贡献自己的一切”。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妇女主席团执委周淑女是在贺子珍同志开办的农民夜校启蒙下参加革命的，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贺子珍给我们上了第一课。她用深入浅出的话语，给我们讲解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启发我们这些穷孩子，要读书识字，团结起来，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这人生的第一课，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党组织还通过上演文明戏、举行演讲、唱山歌等形式动员群众。康克清回忆录谈及赣西早期革命领导人曾天宇开展文明戏等活动对她的影响：“我那时几乎每场都看，看一次，就觉得懂得了不少新东西，眼界也亮堂不少”，“知道了苏联的十月革命，那里已经打倒了地主、资本家，没有剥削和压迫；懂得了穷人只有组织起来革命，才能翻身，才有出路。”红色山歌因启蒙、动员群众的需要而产生。党组织意识到山歌对于“开口不离歌”的赣南、闽西人有着特殊宣传功能，红色山歌应运而生。例如，永定支部负责人阮山创作了不少红色山歌，如《救穷歌》《土豪恶》《挑担苦》等，起到很好的动员效果。永定赤竹村夜校利用革命山歌，开展启蒙教育。曾任福建省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的范乐春，被这种生动活泼的方式所吸引，不仅唱山歌，还“即兴创作革命山歌”发动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洪流的感召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革命下乡”，山野乡村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火热斗争。中央苏区妇女干部不少是因应家乡红色革命实践而加入革命队伍。中共粤赣省、赣南省委执委张瑾瑜的家乡位于广东省兴宁县永和区大成村，在1928—1929年间，这里已是地下党最大的红色交通站。张瑾瑜“在党的教育下，一面读书，一面参加革命活动。每天晚上瞒着父母去开会、贴标语、散传单，进步很快，不久加入了共青团”。自1929年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至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分兵”发动群众工作。“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宣传口号吸引了一大批贫苦出身的劳动妇女参加革命，并在革命大熔炉中快速成长。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妇女部长的邓六金在回忆录中提及，1929年5月，“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她是村里有胆量接触被反动派妖魔化的“朱毛”部队的第一人。她还写道：“听了红军讲的这些道理，非常兴奋，对于没有文化的我来说，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听了让人很振奋！……我逐渐明白了革命道理。”

　　曾任中共湘赣妇女主席团副主席的王泉媛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述：1930年春，在党的领导下，吉安敖城发生暴动。红军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动员，激起了农民高涨的革命热情。大家奔走相告，到处开会、演讲、贴标语等。王泉媛从周围人高涨的热情中感受到革命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她激动地放了脚、剪了辫子，并冲破婆家阻拦，参加了革命。有类似经历并成为优秀妇女干部的女性，来自闽西苏区的有：曾任福建省委妇女部长、中共粤赣省委执委兼妇女部长的傅才秀，中共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吴富莲；来自赣南苏区的有：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干事危秀英、江西省总工会女工部长黄长娇、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等。

　　中央苏区妇女干部的革命启蒙之路，反映了时代变革、政治动员、血缘、亲缘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共同促成了妇女走向革命路径的立体模式。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将充分阐扬社会动员的正能量，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积极力量，特别是凝聚广大妇女的智慧和力量，努力开发高校、科研机构等学缘网络，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重要纽带，扎实开展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家风”的亲缘建设，促进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这是中央苏区妇女干部革命启蒙之路给当下的历史启示。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