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教育家，何思敬尊崇职业伦理，潜心学术研究，致力正义事业，秉持安贫乐道风范，重视廉政家风建设，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教育群体树立了楷模，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法律专家。

　　矢志教育报国，做马克思主义

　　法学教育的奋进引领者

　　何思敬自幼立下教育报国之志，并将其作为毕生的志业追求。

　　1927年2月，何思敬自日本学成归国，即受聘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并任法科副主任等职，在中山大学工作长达8年之久。何思敬重视提升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受政治环境影响，学校严禁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他用“隐蔽换课”方式，在课堂讲授《资本论》、唯物辩证法等内容。此外，他还充分利用学术讲座等第二课堂，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何思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历经艰险，于1938年抵达延安，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法学教育工作。历任陕北公学教授、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和延安大学首任法学院院长等职。为应对党内法律专业人才匮乏这一现实难题，何思敬在任延安大学法学院院长期间，积极推动高等法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将教学年限提升至2—3年，推行法学专业课程与马列主义学说课程并行设置，注重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等，开启马克思主义法学高等教育的新阶段。

　　1950年11月到1953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处于筹建时期，何思敬担任法律系主任等职。何思敬积极履行为新中国培育专业法律人才职责，高度重视法学学科恢复与建设工作。教学组织上，设置法理学等教研室，同时设立法学资料室；教材体系建设上，组织编写系统性法学教材，如《国家与法》等，被全国各大法律院系用作教材；师资队伍培养上，既重视既有师资力量的挖掘，同时积极培养研究生，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法学师资人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创新之举为新中国法学教育提供了典范，被誉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和“法学家的摇篮”，何思敬功不可没。

　　深耕学术研究，做马克思主义

　　法学理论的积极传播者

　　何思敬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研究员、延安“新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常务理事等职，持续从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研究和传播工作。何思敬重视马克思的国家与法权理论阐释，初步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体系，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法学原著译介，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积极传播者。

　　何思敬在阐释马克思的国家与法权理论方面贡献显著，其代表性成果包括《马克思的国家与法权学说（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三十六周年）》等。该文首次对马克思的国家与法权学说展开系统性介绍，深刻阐释了革命的国家与法权观和正确哲学观的契合性，肯定了马克思国家与法权理论的科学性和人民性，揭示了资产阶级相关学说的荒谬性以及法律的虚伪性，追溯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权学说的丰富发展进程，展望了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权观指导法治建设的未来走向。

　　何思敬致力于建构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体系，研究成果有《宪法常识（上）》《宪法常识（下）》《评五五宪章》等。这些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引，精准剖析宪法阶级性本质，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宪法人民性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宪法先进性，热情颂扬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人民性，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建设作出了卓著贡献。同时，何思敬还深刻揭露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性、虚假性与欺骗性， 成为比较宪法学的早期开拓者。

　　何思敬重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翻译与传播，先后翻译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哲学的贫困》以及黑格尔的《大逻辑》等著作。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他还与其他同仁一道创办《世界大势》《新宇宙》等进步期刊，刊发相关理论文章。

　　发挥专业优势，做党和人民革命

　　及建设事业的坚强捍卫者

　　何思敬怀有坚定的革命精神和济世救国情怀。每当革命形势有需要时，他始终主动担当作为，凭借坚实的法学专业素养服务于时代和人民。1938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宝塔山下亲自主持的欢迎何思敬的大会上，赞扬他“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律专家”。

　　初到延安，何思敬就积极参加由毛泽东同志在凤凰岭住处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讨会。何思敬先把《战争论》译成中文，然后在研讨会上向大家逐章介绍，重点讲解了其中的“战略论”等内容，为毛泽东最终撰成《论持久战》及制定持久战战略提供有益帮助。

　　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后，蒋介石便着手为镇压共产党制造舆论宣传。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们以歪曲历史事实、混淆视听方式，妄图掀起新一轮的反共潮流。该书采取历史虚无主义，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贡献，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为揭露蒋介石的反动伎俩，何思敬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驳蒋介石法律观》一文，从法律的本质及阶级性出发对蒋介石的法律观进行有力反驳，揭示其本质为独裁统治的法律工具，是反共政策的法律化体现，是对日妥协政策的法律粉饰，潜藏着侵夺人民权利的反动特性。

　　在重庆谈判期间，何思敬作为中共代表团法律顾问参与谈判各环节。针对国民党“中共军队缩编至20个师”的无理要求，他援引《波茨坦公告》等文件，指出国民党政权没有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性，揭示其“法统”建立在非法内战与独裁统治上。针对国民党称解放区为非法“割据”政权的观点，他以“主权在民”的观点论证了解放区政权是合法的人民民主政权。为揭穿国民党“五五宪草”的反动本质，他先后发表《读“会谈纪要”》《宪法谜语判析》等文，用马克思主义宪法原理严厉批判“五五宪草”的虚伪性。

　　1946年“安平事件”爆发后，何思敬在《解放日报》上以《法学家何思敬教授谈安平事件侵犯我国主权》为题，发文揭露美蒋反动罪行。随后，何思敬又发表《美军驻华是犯罪行为》广播词，以国家主权与人民财产权自由立论，驳斥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呼吁全国同胞反对美蒋统治。

　　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及西柏坡期间，何思敬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法律组副组长、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积极投身于党的法治建设工作。何思敬奉命协助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同时为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做积极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何思敬又投身于新中国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之中，作为宪法起草人全程参与，该草案最终于1954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顺利通过，为新中国宪法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尊崇淡泊名利风尚，做全心

　　为人民服务的忠实践行者

　　何思敬尊崇淡泊名利风尚，坚持为民服务初心，为学术界树立了楷模。他早年家庭经济状况困窘，赴日留学费用由其父好友张静江资助，家人盼其学成为官以改变家庭窘境。留学期间及归国后，家人屡劝其做官，他屡次回绝，抱定矢志为学理念，立志终生为人民服务，还劝服家人支持自己服务党和人民事业的职业选择。

　　何思敬学成归国时，国内高层次人才短缺，法学、政治学等专业人士入职政府部门、获高收入岗位机会很多。何思敬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其父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等是同乡且交情深厚，有充足的升官发财机会。然而，何思敬不为所动，回绝国外大学任职邀请与同乡提供的优厚待遇岗位，欣然接受中山大学邀请，立志投身于人民教育事业。

　　何思敬虽在法学界颇具声誉，却从未借此谋取经济回报，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不计名利，致力于维护党和人民合法权益，彰显高尚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品格。其子何建文回忆，“在旧中国，像我父亲这样的著名法学家，只要偏离正义感，很容易腰缠万贯，但他鄙视不讲正义、不学无术的权势和钱财”。

　　何思敬不仅自身淡泊名利、清正廉洁、矢志为民，还非常重视家风廉政建设。他常常教导子女要注重道德养成，勿为金钱所困，勿在危难时苟且逃避，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何思敬凭借其赤诚的教育情怀、坚实的专业素养、坚定的理想追求和坚贞的文人风骨，获得各界赞誉。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律专家”，法学家曾宪义对此评价认为，“何思敬教授光辉一生，其高尚情操、品德，不朽业绩与学识，表明他无愧于这一评价和称赞”。当代法学界一致尊崇他为“红色法学泰斗”。何思敬的立德、立功、立言之举，为当下法学教育工作者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努力方向。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