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外贸企业发展面临着更多挑战。2025年5月，李强总理在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要精准有效帮扶外贸企业，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为此，有必要深入挖掘中国外贸企业发展优势，着力探寻推动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攻坚路径。

　　全球贸易格局调整带来新挑战

　　一是全球供应链重构带来结构性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动“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产业链去风险化”，使国内代工企业陷入被动。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提出“对等关税”等政策措施，严重挤压我国外贸企业利润空间。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1—5月，中国对美国、欧洲的进出口总额相较于2024年同期累计分别下降9.1%、3.9%。高关税政策迫使外贸企业加速转向东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但新市场在消费能力、市场容量、基础设施等方面难以完全替代欧美，短期内将导致外贸企业整体出口下滑。

　　二是传统比较优势消解降低国际竞争力。随着国内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制造业综合成本不断提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的成本竞争，引发订单转移阵痛。同时，绿色转型压力也形成新的挑战。例如，钢铁产业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势领域，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实施后，中国钢铁出口成本将增长4%—6%，而随着免费配额的逐渐取消，中国出口粗钢每吨将额外支付约140欧元。传统要素成本优势弱化，叠加环保升级压力与综合运营成本攀升，外贸企业利润空间遭受双重挤压。

　　三是服务贸易领域面临双重壁垒。服务贸易领域长期受困于国际认证阻滞与数据跨境流动桎梏，技术标准互认缺失导致创新成果难以出海。近年来，虽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在特定领域内的主导能力快速提升，但现有国际标准中90%左右仍由西方国家提出和主导，国际规则话语权不足的深层问题始终存在。更为严峻的是数据跨境流动存在桎梏，企业为满足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数据本地化要求或其他高标准合规要求、行业监管和国家安全限制等数据流动管理措施，被迫部署多套数据系统，或在海外建立数据中心，既增加了运营成本又影响了服务响应速度。

　　中国外贸企业的三重优势

　　一是数字经济赋能外贸企业转型升级。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电商生态、5G网络和数字支付体系，依托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中国外贸企业大力发展与应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通过跨境电商、区块链溯源、大数据精准营销和智能物流，把传统“大批量、长周期”的贸易活动拆分为“小单快反”的柔性产业链供应链模式，实现供需实时匹配、通关无纸化和结算秒级到账，在提升贸易效率的同时，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小批量、多频次、定制化方向转型，以更低边际成本、更高履约效率扩大全球市场，在外需波动和地缘风险中保持韧性增长。

　　二是服务贸易助力外贸企业弯道超车。2024年，中国服务贸易再创新高，实现快速增长，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达75238亿元，同比增长14.4%。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继续保持增长态势，2024年，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28965.2亿元，增长6.5%，服务贸易渐渐向数字化、科技化、高附加值方向发展。通过提供软件开发、云计算、跨境支付、技术许可、品牌授权等服务，满足海外客户的数字化和多元化需求，外贸企业实现从“卖产品”向“卖服务”转型、从低端制造向高端服务升级，拓展了新的利润空间和增长路径。

　　三是制度创新优化外贸企业发展环境。首先，自贸试验区作为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在跨境数据流动、离岸贸易等领域的先行先试为制度创新提供了丰富场景，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红利有效提升了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改革也显著降低了外贸企业运营成本。其次，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明确了跨境服务贸易领域的特别管理措施，提升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为外贸企业提供了新的利润增长极。最后，各地积极探索“智慧监管”“沙盒监管”等新型监管模式，并运用数字技术对货物通关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提升了监管效能与风险防控能力。

　　帮扶外贸企业发展的攻坚路径

　　第一，数字基建成败攸关外贸企业国际竞争力，要筑牢数字基建根基。传统实体展销模式成本高昂，在此模式下，中小企业面临获客难、履约慢等痛点。随着全球贸易数字化转型加速，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又带来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挑战。中国虽拥有全球领先的数字应用场景，但在底层技术标准、跨境数据规则等领域仍存短板，应构建“三位一体”的数字经济基础建设发展体系。在硬件层面，加快智慧港口、国际数据中心枢纽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通跨境物流信息堵点；在规则层面，推动区块链结算、数字产品认证等国际互认，主导推动服务贸易标准化；在人才层面，依托国际贸易、数字经济等相关学科设置，培育既懂国际贸易又通晓人工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并重点支持跨境电商海外创新中心建设，打造输出中国数字贸易解决方案的桥头堡。

　　第二，服务贸易正成为突围关键却面临双重壁垒，要打通服务贸易堵点。技术认证壁垒使高端服务难以出海，数据跨境流动限制则制约数字服务交付效率，服务贸易破局需双轨并进。在技术标准方面，应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组建标准认证联盟，推行“一次检测、双边互认”机制，建立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转化绿色通道。同时，要重点培育能主导行业标准的龙头企业，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在数据流动方面，划定跨境数据安全试验区并实施“沙盒监管”，开发自动化、智能化评估工具对数据分级分类管理，统筹好安全与开放。探索“数字特区”模式，在海南、上海等地试点医疗数据、研发数据等的跨境白名单制度，为数字服务出海开辟安全通道。此外，应积极提升数字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的融合水平，不断扩大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

　　第三，制度创新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核心利器，要进一步深化制度型开放。首先，在资金流动方面，支持银行提升跨境资金结算效率，建立优质企业跨境收支“白名单”制度，实现资金快速收付，并优化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管理政策，便利企业资金集中收付。其次，在监管制度方面，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有序放宽信息技术、文化、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再次，在人才引入方面，优化执业资格互认与审批流程，完善社会融入保障体系，建立外籍专家税收优惠机制，创新人才服务模式与激励机制。最后，在知识产权方面，在健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同时，建立海外知识产权动态监测与预警机制，构建国家、地方、企业三级联动的维权援助机制，帮助企业提前规避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降低维权成本。此外，还需重视环保标准、劳工权益等“边境后规则”，以高标准对接国际规则为抓手，倒逼企业提升合规能力，使制度红利转化为竞争优势。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砖国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