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明代中期心学巨擘，罗钦顺则是这一时期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容肇祖在《明代思想史》中称罗钦顺为“朱学后劲”，王、罗二人的学术及私交关系颇类似于南宋时期的陆象山与朱子。王阳明与罗钦顺曾围绕格物论、《大学》古本以及朱子晚年定论等问题，以书信形式展开辩论。他们的学术观点相差很大，是明代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一次重要学术交锋。

　　格物论是程朱理学工夫论的核心。朱子与陆象山著名的“鹅湖之会”，辩论的主题就是工夫入路问题。朱子主张“格物穷理”“泛观博览”，用力日久即自然达到“豁然贯通”；象山则力倡“切己自反”“发明本心”的“易简功夫”。其后，王阳明等心学人物对朱子的工夫论批判不遗余力。

　　朱子格物的对象很广，始终坚持通过对外在事物的考究来认识义理和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不过，在有些场合，朱子也讲尊德性为先，也讲“先立乎其大者”。从总体上看，他是道问学与尊德性并重，但对道问学有特殊的生命本质上的偏好，认为格物穷理完全可以成为一条入德之途。对于心学人物来说，问题就发生在这里，即向外的格物穷理如何能达到向内的诚意正心？王阳明的一句反问道出了所有批判朱子工夫论的心学人物心中的疑虑：“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朱子认为一草一木皆有理，都要格。当然，朱子不认为要把所有事物都格尽，事物浩繁无穷，不可能尽格天下之物，这里边包含有限与无限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从积累到贯通，再进一步推类。一类具体事物有共同的普遍之理，只要将这一类事物考察到一定程度，即可以“贯通”，亦即获得该事物的普遍之理。

　　朱子的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相近，但问题是这种科学方法如何能够证成道德境界？在这一点上，朱子没有具体的论述。王阳明认为，知识与内圣成德没有关系，二者根本就是两回事。因此，王阳明毅然斩断一切外在的牵连而专注于内，他的格物论与朱子截然不同，显得十分独特。他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王阳明认为良知就是天理，以推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为致知，事事物物皆得吾心之理为格物，不主张向外在的事物去穷理。这种理论充分揭示了认识的主体性，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却否认了认识的客观性，忽视了物的尺度对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作用。在当时的朱子学人物眼中，王阳明的理论根本上是有问题的。于是，他们便起来与王阳明辩驳。这些人当中，最著名的就是与王阳明同朝为官、年龄相仿的罗钦顺。尽管罗钦顺与王阳明私交不错，但学术观点却大相径庭，不可调和。他们辩论的正式交锋是用书信形式开始的。先是王阳明给罗钦顺写信，并寄给罗钦顺《大学古本序》和《朱子晚年定论》两篇著作。罗钦顺读完后，立即回信，对王阳明进行批判。

　　王阳明对《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作了全新解释，但这种解释不能让人信服，包括阳明的一些弟子也对此发生疑虑。为了给自己的观点寻找经典的依据，王阳明提出了《大学》古本问题。《大学》本为《礼记》中的一篇，宋时受到特别重视，宋儒把它与《中庸》一起从《礼记》中抽出，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大学》有古本和改本的区分。《大学》古本指汉代郑玄所注《大学》；所谓改本是指历代学者对《大学》的修改本，修改的原因是一些学者根据考据资料认为郑注原文有错简和遗漏。在诸多改本中，以朱子的改本最为著名。在改本中，朱子最重要的工作是作了“格物致知”补传。《大学》古本没有展开阐述格物致知，而是在交代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后即阐述“所谓诚其意者”，强调的是“诚意”，朱子改本则突出“格物致知”。王阳明推崇《大学》古本，目的在于强调“诚意”，认为“诚意”是圣门教人第一义，对朱子改本不以诚意为主而突出格物穷理提出批评。

　　罗钦顺看了王阳明的《大学古本序》后，深为不满，给阳明写信进行批评。罗钦顺认为程朱对《大学》的诠释是正确的，《大学》格物论包含向外考察事物的意思；阳明专教人向内作工夫而不向外穷究事物之理的格物论是对《大学》经典的曲解。

　　王阳明不能接受罗钦顺对他“务内遗外”的指责，立即回信辩驳，强调“合内外之道”，否认自己的格物论是求之于内而遗其外。初看起来好像是罗钦顺误会了王阳明，其实是他们二人对“外”的看法不一样。王阳明所谓“外”，是打上了“内”的烙印的“外”；所谓“物”，是打上了“心”或“意”的烙印的“物”，从人的价值世界立论，认为一切外在的事物都必须进入人的价值世界才对人有意义。罗钦顺所谓的“物”，则比王阳明要宽泛得多，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罗钦顺赞同朱子训“格”为至，训“格物”为至物而穷其理，但认为还不够。罗氏更推崇吕祖谦释“格物”为“通彻三极而无间”，三极即天、地、人，通彻即通贯无碍。尽管王阳明一再强调不遗事物，告诫弟子“须在事上磨”，但在罗钦顺看来，王阳明是以内摄外，否定了外物的独立自存义。当然，罗钦顺没有否认王阳明也讲“物”，但指出他把外物“牵拽向里来”，消解了“物”的客观实在性。

　　罗钦顺在给王阳明的信中，除了对他的《大学古本序》进行批评，还对其《朱子晚年定论》进行了批驳。王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阐述了他编写此书的缘起：他因学有所疑，乃取朱子书细读，结果发现朱子晚年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于是从朱子文集三十四书中各抄一段，以为《朱子晚年定论》，遂启后世朱子晚年折从象山论之端绪。

　　王阳明此论一出，即引起强烈反响，招来众多批评。罗钦顺作为明中叶朱子学的领军人物，反应自然相当激烈。他经过详细考证之后，给王阳明写信进行驳斥，指出他选择范围的狭窄和考据的粗疏，在朱子两千多封书信中仅取三十四封，再于此三十四封书信中各抄一段，就说是朱子晚年定论，其代表性不足以让人信服。更重要的是，何叔京卒于淳熙乙未，朱子时年46岁，在这一年之前，朱子从未与陆象山会过面（这一年鹅湖之会，朱陆首次会面论学，由于观点相差太大，最后不欢而散），阳明所取朱子在此之前给何叔京写的信，其中的说法虽有与象山相似之处，但不可以认为是折从象山。在罗钦顺去信指出这个考证上的重大失误后，王阳明在给罗钦顺的回信中不得不老老实实承认：“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  

　　笔者认为，朱子在与象山见面之前即已有与心学相似的一些观点，但两人会面之后，朱子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朱子早年虽然并非完全不说尊德性，但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边上，还是偏重于道问学。正因如此，象山抓住其偏，力辩其非，尽管陷于另一偏，但两人的反复驳难，不能说对朱子毫无震动。朱子晚年有很多自省语，明言以前尊德性一边说得轻了。无论是朱子对学问的思考还是教人，都不能排除其思想受到象山的影响而略有悔省。此等自省正说明朱子其学与日俱进，逐日趋精，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与学问上的朋友甚至对手的讲论和辩难。

　　（作者系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