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影片《南京照相馆》以突破性的叙事视角，为我们捍卫历史真相、珍视人类和平提供了新的艺术路径。它构建起一种融合历史真实、人类共情与和平建构功能的历史叙事，是一次极具价值的有益尝试。

　　区别于同类题材，《南京照相馆》在呈现日军暴行与民族伤痛时，既坚守了毫无矫饰的真实，又展现出难能可贵的克制与平实。影片摒弃了直接的血腥渲染与刻意的煽情，转而聚焦一群普通平民的视角。透过炮火与血洗的残酷，镜头冷静而力透纸背地撕开了法西斯侵略者的虚伪面纱，其力量源自对普通人命运的深切凝视。

　　影片的核心，在于艺术化地探讨历史正义，传递对历史、人性与和平的深刻思考。它旨在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呼吁世人珍视和平、反对战争罪行，守护历史真相。片中照相馆老板、邮差、避难的百姓等人物，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载体。他们在极致的恐惧、犹豫与挣扎之后，最终选择了守护真相、救助同胞。这种源自平凡个体的非凡勇气与担当，构成了影片最撼动人心的精神内核——在反法西斯斗争的至暗长夜中，守护本身就是生命的赞歌，就是“对暴政的无声抗争”。

　　影片对“守护”的聚焦引发了观众的深思：为何在极端暴虐下，受害者更多地选择了隐忍、互助与保存证据？这种疑问，往往源于我们作为和平年代的“观察者”，对历史情境与受害者极端无助心理的认知不足，低估了法西斯暴政下“情境力量”的压倒性影响。

　　大量史料揭示了当时的绝望深渊。幸存者曹其兰多年后回忆仍充满恐惧：“我很害怕日本鬼子……二哥死了，也不敢哭……一辈子提起来就难过……我对日本人一直又怕又恨，但没有办法。”在侵华日军系统性的残暴面前，普通民众深陷于无法言说的绝望与无助，极易陷入“习得性无助”——在反复经历无法控制的创伤后，彻底丧失反抗的意愿和能力。习得性无助是极端压力下的正常心理生理反应。若以和平环境下的心理韧性标准苛责法西斯屠刀下的绝望者，则陷入脱离历史语境的谬误。克服习得性无助的前提是个体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和选择权，而这恰恰是战争、法西斯屠杀这类极端情境所彻底剥夺的。这种苛责背后，潜藏着“公正世界假设”的认知偏差。然而，“公正世界”逻辑暗含矛盾：它既寄托对公平的向往，又无形中为“弱肉强食”辩护——仿佛弱小本身即成“原罪”。在理解法西斯暴行制造的历史悲剧时，这种假设严重低估了战争这一不可控的极端变量，未能充分认识法西斯军队的系统性残暴，更无法体察死难者面对屠杀时彻底的绝望。因此，我们不应以“缺乏反抗精神”苛责死难者。对于英勇反抗者，我们崇敬；对于在绝望中“习得无助”者，我们当以悲悯之心理解其无奈。

　　事实上，个人层面的反抗并非不存在，如身中三十余刀仍顽强抵抗的李秀英，拒绝为日军开车并殊死搏斗的梁志成，他们的英勇是反法西斯斗争历史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光辉。但正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馆长马振犊所指出的，就整体而言，南京大屠杀期间并未出现普遍、成规模、有组织的激烈反抗，反抗行为更多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因此，对死难者既不应夸大其反抗行为，也不能忽视其所表现出的民族韧性，更不应苛责其缺乏反抗精神。这正是导演申奥在《南京照相馆》中聚焦的：“我们要展现的不仅是屠杀，更是普通人如何以微光撕裂黑暗。”影片中，那些从保命本能到最终冒死保存日军罪证的平民，他们在绝境中迸发的、看似微小的“守护”之光，同样是勇气最真实的写照，是反法西斯长夜中不灭的星火。这微光昭示着中华民族在反抗法西斯暴政的至暗时刻顽强不屈的意志，以其独特而坚韧的力量，为历史作证。

　　当中华民族以严重伤亡的惨烈代价，最终拖垮并粉碎了法西斯的东方主力，这份深植于民族血脉中的顽强不仅赢得了国家的存续，更在人类文明的维度上铸就了不朽的证明——最残酷的战争，淬炼出最坚韧的生命；最深重的黑暗，反衬出最耀眼的勇气。在文明的至暗时刻，无数普通生命以血肉之躯选择守护真相，选择永不跪拜于法西斯暴力之前。这份沉默而浩大的勇气，正是对生命价值最深沉的礼赞，是对人类文明底线最庄严的守护，也是献给所有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灵与受难者最悲壮的赞歌。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