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陆航

　　8月16—17日，“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中国俗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在成都召开，来自海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6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敦煌写本、石窟壁画、丝绸之路历史、佛教文化传播等议题，通过在敦煌藏经洞文献、石窟艺术、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及考古文化等领域展开对话，推进多元视角下的敦煌学研究。

　　2025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诞生125周年。敦煌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四大发现之一，为中国学术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拓展了研究领域。敦煌发现的中国俗文化写本和图像，对于中国传统的四部典籍和以文人画为主的美术史资料给予很大的补充。敦煌学研究者曾经在变文、讲经文、俗赋、通俗诗歌、曲子词等方面作出贡献，也对敦煌的经变画等作了细致解说，在社会史、医疗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提出，我们应当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本、刻本等各类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同时对其中的文献做分类研究，编纂更为细致的写本、刻本目录。藏经洞发现的文献与石窟寺图像可以结合起来，开拓敦煌学研究新领域，为敦煌学之外的其他学术研究提供“敦煌方案”。

　　敦煌学以敦煌文献和石窟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艺术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百余年来形成规模巨大的研究成果。敦煌文学也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类型。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伏俊琏提出“写本文学研究方法”的新思路，试图通过具体写本还原文学历史语境，推动早期文学研究从“文本中心”转向“写本整体性”探索。“写本文学”主要针对出土的原生态写本。一件写本可以分为生存环境、物质形态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写本的生存环境主要指写本的出土地点或原始存在的地理现场，写本的发现、出土时的摆放情况等，还应包括出土地的文化大背景。写本的物质形态，主要指简牍以及纸等书写材料的制作、加工过程、材料来源，写本的装帧形制、规格，毛笔、硬笔和墨等书写工具。还包括写本的修补，第二次或多次加工情况，写本的残损、撕裂、缀合等。写本的文本内容，主要包括写本上不同的文本、杂抄、标识符号、字体、题记、签押、印记等，还包括抄写格式、抄写体例、不同文章之间的关系，写本正面和背面的关系。他认为，敦煌文学是写本时代的产物，写本则是敦煌文学的传播生态。

　　据最新调查统计，从藏经洞发现的各类文献物达7万多件。其中，绘画品1700多件，主要在绢、布等材料上绘制，大多制作成幡，用于佛事活动等，也有相当数量的纸本绘画及印制在纸上的版画。这些作品的时代最早为初唐，较多的绘于唐代后期及五代、北宋时期。藏经洞出土的这些绘画作品，今天学术界普遍称为“敦煌画”。敦煌研究院原院长赵声良表示，今天的绘画传世品中，唐代的绘画难见真品，五代、北宋时期的作品也十分稀少。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绢画，是我们认识和研究这一时期绘画史的重要资料。虽然敦煌石窟中有更为丰富的唐、五代壁画，但壁画与纸、绢本绘画不仅在材质上有巨大差异，在绘画技法、色彩运用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藏经洞出土的绘画是连接壁画系统与后世卷轴画系统的重要桥梁。

　　敦煌学获得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敦煌文献系统整理不断推进、跨学科交叉与融合愈发显著等方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表示，未来敦煌学研究发展的主要趋势在于，加强敦煌非汉文文献研究、推动敦煌学研究时段前后贯通、拓展敦煌学研究地域、拓宽敦煌学研究视野。

　　会议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四川大学联合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