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总部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陆续参战部队达105个团20余万人，震惊中外，这就是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和侵略气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映射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百团大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国抗战史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之一。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百团大战的研究现状，大体可以归纳为七个方面。一是关于百团大战的起因问题。刘贵福认为，百团大战发动的原因与国民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中共出于对国民党投降危机的判断，通过发动一场大的战役来影响战局和政治形势，加强国共合作。英国历史学者方德万认为，中共发起的百团大战是为了反击日寇，使蒋介石坚定抗日决心。

　　二是关于战役名称问题，史学界始终存在未解的疑问。周忠全等考证后认为，战役筹划和预备阶段，名称为“正太铁道战役”；战役准备阶段，先后称“正太路战役”“正太战役”；战役开始后，第一次出现“百团大战”4个字的官方文件，是彭德怀、左权1940年8月22日签发的电报。

　　三是关于参战兵力问题。雒春普认为共有104个团参战。周小宁、周忠全等认为，百团大战实际参战兵力为105个团。袁旭认为，百团大战实际参战兵力约80个团。

　　四是关于百团大战结束时间问题。蒋杰认为，到1940年12月5日，敌人的扫荡被粉碎，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遂告结束。岳思平认为，百团大战第三阶段持续到1941年1月24日，太行、太岳、晋察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了日本的“扫荡”。周忠全等认为，晋西北军区反“扫荡”作战结束时间为1941年1月15日。雒春普认为，将10月10日至12月5日期间的反“扫荡”作战作为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不符合实际情况，百团大战下限应划在10月初，持续时间是50天，而不是三个半月。

　　五是关于百团大战的战绩问题。王人广认为，战绩统计只能是以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战役总结，即《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中的统计数字为准。周小宁等认为，百团大战战绩应以1940年12月1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发表《百团大战总结战绩》的“华北版战绩”为准，“延安版战绩”被广为采用是造成今天百团大战战绩统计混乱的重要原因。袁旭认为，三个参战集团包括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各自的战斗统计和1940年12月21日电报列举的数字比较准确（个别数字也有明显出入），可作为百团大战战绩统计的依据。

　　六是关于百团大战是否坚持了战略防御的问题。何理认为，百团大战是进攻中的运动战，它比一般意义上的运动战具有更大的游击性，这种局部的、暂时的进攻，没有超过敌后战略防御限度。索世晖认为，百团大战没有超过敌后战略防御的限度，它基本上是游击战争中的运动战、防御战中的进攻战。

　　七是关于百团大战产生的影响问题。丁则勤认为，受到百团大战强烈打击的侵华日军总结了经验教训，加深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胡德坤认为，百团大战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遏制了中国的投降暗流，但也同时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使日军将作战重点转向了敌后战场。蒋杰认为，百团大战的影响有三方面：一是提高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对于克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二是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粉碎了日寇“迅速解决中国事件”的梦想；三是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谣言，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使我党全面抗战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发展和巩固了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索世晖认为，百团大战后，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但是，从根本上说，只要根据地存在，八路军存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就会不断增加兵力，加紧扫荡。日本学者谷拓弥认为，百团大战后，日军总结情报工作经验教训，加强对中共情报工作，妄图给华北方面军“肃正讨伐”作战提供帮助。日本学者石岛纪之和西村成雄认为，百团大战确实是牵制国民党政府内的投降阴谋并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政治战略的主要因素之一，日方因此制定了新的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军事策略，妄图包围并攻击抗日根据地。有学者认为，百团大战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二是打击了国内投降派，三是鼓舞了士气，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方德万认为，百团大战的攻势促使日军重新考虑对付敌后抗日运动的新策略。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围绕百团大战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既有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又有从宏观层面将百团大战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考察。一方面，国外学术界从长期忽视到逐渐重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外学者主要从百团大战的起因和产生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评价，丰富了对百团大战的研究。另一方面，国内学术界对百团大战的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目前，国内学者更多使用中文史料展开对百团大战的研究，使用外文原始史料的成果比较欠缺；研究视野比较狭窄，长期局限于关注百团大战的起因、产生的影响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要进一步挖掘百团大战新史料，同时利用互联网，查询和使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所藏的中共党史文献，产出新成果。此外，要从视野、内容、方法上进一步拓展对百团大战的研究，例如，从全球史观探讨百团大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影响，比较中国百团大战与欧洲抵抗运动的异同。

　　（作者系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