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记者 王兆斌 郭斐然

　　记者：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3%，比去年同期和全年均高出0.3个百分点，也高于5.2%的市场预期。怎么看经济增速超预期？

　　郭春丽：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原因有多方面，其中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是最主要的。特别是去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决策、及时出台一揽子稳增长政策，有力有效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稳住了经济大盘，显著提振了社会信心。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力实施积极有为的宏观经济政策，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重要部署，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有力对冲外部冲击不利影响，对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形成了有力支撑。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的态势不仅表现在上半年GDP同比增长5.3%、比去年同期和全年均提升0.3个百分点，就业、物价、工业、服务业、消费、投资、出口等主要指标总体保持稳定，而且表现在经济运行季度间波动明显减少。一、二季度GDP同比增长分别为5.4%、5.2%，改变了近几年V字形走势、季度波动较大的特点，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这个变动尤为重要，我们预计全年经济将呈现前高后稳走势。

　　从更深层次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超预期的背后隐含着长期因素，那就是这些年党中央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坚持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使我国经济稳定增长获得了长期有力的战略支撑。从今年上半年看，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接近2.7%，超过欧盟，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个百分点。目前，我国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突破，经济运行质量效益稳步改善，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盘更稳。

　　陈斌开：的确，从长期因素看，国民经济保持稳定运行的基础越来越稳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型阶段，在此过程中，高速增长不再是核心特征，关键是看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技术、人才、管理、数据等新质要素驱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日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出口“新三样”引领全球数智化、绿色化转型。我国以科研论文为代表的科研产出位列全球领先位置，基础科研领域进步显著。总体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支撑条件稳固、动能转换平稳，不仅在主要经济体中一枝独秀，而且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记者：下半年经济走势怎么看，能否延续上半年的良好态势？

　　陈斌开：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综合发展基础、当前运行情况以及政策因素看，下半年我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是大概率事件，但也不能忽视面临的困难挑战。从支撑条件看，我国消费市场在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带动下趋于活跃，发展态势向好，家电、手机等相关商品消费增势强劲。但伴随上半年消费和投资基数扩大，下半年继续保持消费和投资增速存在一定压力。此外，房地产止跌回稳基础不牢、民间投资增速放缓，均可能拖累下半年的投资增速。为应对上述挑战，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应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加大对经济逆周期调节力度，确保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互协同、相得益彰，切实把党中央全方位扩大内需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一方面，落实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政策部署，继续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大力提振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另一方面，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建设，着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

　　记者：从当前经济运行情况看，主要矛盾仍是总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振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下半年，扩大消费的难点和着力点在哪里呢？

　　陈彦斌：上半年，在扩内需政策支撑下，我国消费市场表现活跃，服务业消费加快，绿色消费成为新风尚，新的消费模式和业态层出不穷，对经济稳定运行形成了有力支撑。下半年，预计消费政策还会加力，消费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作用不会改变。但同时要看到，提振消费仍存在不少难点，需要克服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这是因为目前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十分复杂，除了收入增速有待提升，还有许多结构性问题对居民消费形成掣肘，包括收入分配结构有待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健全、产品结构有待调整等。这些结构性问题会对财政、货币、就业等稳定性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影响，制约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因此，下半年提振消费应从结构性视角出发，加强对结构性政策的使用，用改革的办法构建“供给提质+需求激活”的双向机制。具体来说，应着力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预防性储蓄，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优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推动供给体系在品牌、质量和个性化上的升级，减少高水平消费流向海外的现象；不断创新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人们对高品质、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记者：现在社会上对投资有一些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投资是快变量，拉动经济增长见效快，是很好用的调控工具。也有人认为，我国已进行长时期、高强度投资，该投的领域都投得差不多了，投资收益越来越低了。对此，应该怎么看？

　　陈彦斌：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误区。目前我国传统基建投资存量巨大，边际回报逐渐下降，不少地区存在基建投资过量、使用效率较低、地方债务高企等问题。随着我国城镇化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过去习惯以房地产和传统基建投资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投资等同于房地产和传统基建投资。我国的投资尤其是工业领域投资还存在巨大增长空间，高技术领域投资回报率也仍然维持在高位。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显示，2024年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传统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入资本回报率大多为3%—7%，而半导体、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投入资本回报率则大多能达到10%—16%。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实数融合场景逐渐成熟，由此带来的数智化改造投资又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投资收益也相当可观。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完成前后，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为50%—60%，美国达到69%，而我国刚过40%，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设备更新、工艺换新、数智化转型等技改投资需求巨大。总之，扩大有效投资有着广阔空间，必将为我国下半年经济增长以及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郭春丽：除了获得商业回报，投资还有战略价值、民生福祉、社会效益等重要目标。能实现这些目标的投资都是有效投资。比如，我国总投资约1.2万亿元、总装机容量约6000万千瓦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正式启动，其战略意义不可估量。比如，许多建成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正进入老化期，其中路龄超过15—20年设计年限的二级及以上高等级公路占比超过50%。比如，我国每千人口病床数、每千名65岁以上老年人拥有的养老床位数等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比如，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不足50%，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每年平均要有1000万人左右。这些都蕴含巨大投资潜力。下半年，要继续发挥有效投资关键作用。至于如何投，应注重投到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重投到能够扩大未来消费的领域，发挥其杠杆效应，推动供需两侧良性互动；还应注重“投资于人”，投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领域。

　　除了获得商业回报，投资还有战略价值、民生福祉、社会效益等重要目标。2025年7月13日，历时15年建设的新疆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全线贯通，形成了一条围绕塔里木盆地的超高压输电环网，不仅彻底改变了南疆电网供电格局，而且可以将数千万千瓦新能源电力接入电网，通过“西电东输”通道输送至全国。图为6月25日拍摄的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电线路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 新华社发 马元/摄

　　记者：近年来，一些行业“内卷式”竞争愈演愈烈，成为影响经济稳定运行的潜在风险。近期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明确指出，“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整治“内卷式”竞争为何是当务之急？

　　陈彦斌：这两年，我国十几个行业出现不同程度的“内卷”现象，“内卷式”竞争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痛点。但应看清楚，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是需求不足，这是我们分析经济问题特别是看待“内卷式”竞争现象的一个大前提，绝不能将“内卷”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客炒作的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相混淆，陷入西方政客的逻辑陷阱。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产能过剩的评判标准应着眼于全球整体需求，充分考虑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合作等多个维度。从外部因素看，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压缩了我国所能利用的国外市场空间；从内部因素看，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振，使得国内市场巨大潜力无法充分释放。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抢夺有限的市场和消费者陷入“内卷”，集中表现为供给体系层次较低、“僵尸企业”与落后产能退出机制不畅以及不公平竞争等。因此，下半年有效整治“内卷”，应注重从需求侧拓展海外市场和高端市场，从供给侧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根本上应从制度建设入手。今年以来，党中央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加大力度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持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严厉查处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推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可以预见，随着这些政策举措逐步落地见效，我国将加快形成供需两旺、供需适配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也将为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注入更加充沛的活力动力。

　　记者：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个别国家挥舞关税大棒，世界贸易和经济不稳定因素增多，也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冲击。下半年，该如何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请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看法。

　　陈斌开：近年来，面对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外部环境，我国不但有效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等带来的重大挑战，而且推动有利条件不断向我方转化。比如，出口布局更加多元化，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20年的17.4%下降到2024年的14.7%；产业升级进程加快，技术附加值逐步提高，产品可替代性越来越低，加工贸易占比从2020年的27.1%下降到2024年的19.7%；对外投资进展顺利，带动中间品出口进而推动国内产业链持续升级，海外投资与贸易形成良性互动。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3万亿元，同比增长7.2%；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历史同期首次突破60万家；对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外贸克服不利影响逆势增长，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由此也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大韧性。

　　本着料事从宽的原则，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下半年美国加征关税对我国经济特别是出口的不利影响会逐步显现。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的超预期表现，部分源于关税实质上升前的“抢出口”和“转出口”效应，我国下半年出口增速也因此面临下滑的潜在风险。此外，美对华实际关税税率仍然较高，而且正通过更多措施围堵中国企业借道东盟等地的转口贸易，也有可能给我国下半年外贸带来挑战。更要看到，面对美国加征关税等不确定性影响，党中央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做强国内大循环，顺应了大势，稳住了大局，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作用日益凸显。一方面，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牵引国际循环，吸引全球要素资源，为对外贸易和国际合作创造更强的市场基础和供给侧基础；另一方面，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国内大循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国内外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升我国在全球范围内聚集和配置资源要素的能力。下半年，应继续做足构建新发展格局这篇大文章，在坚定不移做强国内大循环基础上，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融入国际大循环，通过多元渠道稳定对外贸易，扩展多边贸易空间，提升我国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影响力和主导力；一业一策、一企一策加大支持力度，帮助出口企业规避风险；持续鼓励和支持服务贸易发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大力提升高端服务业竞争力。

　　记者：谢谢各位专家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