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约1300—1550年）的英国，经济与社会经历着深层次的转型，“南部先进，北部落后”的经济格局在此期间逐渐形成。理解这一格局的关键在于各经济区域内港口与其经济腹地的互动关系及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港口的兴衰、功能与辐射范围，深受腹地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的塑造；而港口和腹地互动，则进一步强化了区域经济特征。本文旨在以港口—腹地关系的视角，分析英国中世纪晚期经济格局的形成。

　　经济的区域差异

　　中世纪晚期，英国经济版图已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首先，地理环境是区域差异形成的自然基础。东南部地区拥有相对平坦的地形、温和的气候及肥沃土壤，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相比之下，北部和西部地区多山地丘陵，气候条件相对严峻，耕地资源有限，整体农业生产力较低。

　　其次，制度性因素在塑造和固化区域差异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东南部相对普及的公簿持有制（Copyhold），赋予农民在土地使用和继承上更大的自主权，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与之不同，在北部，封建领主的权力更为强大，庄园制残余更重，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更强，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

　　再次，对外贸易的活跃程度及其背后的制度保障也显著强化了区域差异的形成。东南沿海特别是伦敦，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首都地位，与欧洲大陆的联系远比北部和西部港口紧密。更重要的是，伦敦商人逐步获得了王室贸易特许权支持。这种制度性优势使得伦敦能主导对外贸易，进一步巩固了东南部的经济领先地位。北部和西部港口在争取类似贸易特权和吸引外部资本方面则处于明显劣势。

　　此外，行会制度等地方性制度安排，在不同地区对经济活力的影响呈现出差异：在东南部特别是伦敦，行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秩序与维系行业声誉的作用；而在北部和中部的传统经济中心，行会制度保守性较强，对技术革新和产业调整形成了阻力。

　　最后，农业技术的传播与应用也展现出区域不均衡性。东南部地区率先采纳并推广了包括三圃制、豆科植物轮作制等在内的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显著提升了单位土地的农业产出水平。在北部地区，传统耕作方式的延续时间更长。

　　在地理条件、制度安排和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世纪晚期的英国经济呈现出清晰的区域分化格局：东南部地区成为商品经济发达的核心区；西南部依靠特定港口参与有限的对外贸易；北部则整体滞后。这一基础格局为不同类型的港口—腹地互动模式的演化提供了背景。

伦敦港的雾 作者/供图

　　港口—腹地互动的主要模式

　　在上述区域差异的基础上，中世纪晚期英国涌现出几种典型的港口—腹地互动模式。首先，是以伦敦为代表的“港口中心型”模式。伦敦的崛起并非仅仅依靠港口功能，其首都地位、行政中心职能以及日益强大的金融中心角色，赋予了其无可比拟的制度性优势。王室的青睐使伦敦商人团体（如商人冒险家公司）得以垄断关键对外贸易（尤其是呢绒出口），在制度层面确立了全国贸易主导权。同时，伦敦发展出英国最发达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信贷、票据等工具，伦敦的资本得以向广阔腹地渗透，有效控制生产和流通环节，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向心力。

　　其次，是以纽卡斯尔为代表的 “资源驱动型”模式。纽卡斯尔通过向伦敦等南部市场供应煤炭而兴起，形成了围绕特定资源的产业。然而，北部浓厚的封建残余与相对不自由的劳动力市场，限制了港口经济向腹地乡村的有效扩散，难以像南部那样催生出活跃的乡村手工业。同时，相对落后的商业网络和金融服务及国家级贸易特权的缺失，使得这类港口难以积累足够资本进行产业升级或拓展更广阔的市场。

　　最后，是以约克、诺里奇、林肯等传统区域中心为代表的“腹地主导型”模式。这些曾经辉煌的区域中心在此时普遍遭遇了产业外移与贸易地位下滑所带来的困境。在区域内部经济重心转移、外部竞争压力加剧、伦敦贸易的渗透与控制以及相对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这些城市原有的区域中心地位被逐步侵蚀，并在近代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港口—腹地互动对经济格局的塑造机制

　　上述几种不同类型的港口—腹地互动模式，通过商品流动、资本渗透、人口迁移和生产专业化等多种机制，共同塑造了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格局。

　　在商品流动方面，伦敦的辐射力与制度保障促进了东南部较高程度的市场整合；中北部则因缺乏枢纽及制度、交通限制，市场整合度低，地方市场分割明显。

　　在资本渗透方面，伦敦作为金融中心，其资本主要流向东南部利润更高、制度环境更有利的产业，并通过发达的信贷网络实现对生产的控制；北部和西部则面临资本积累不足、产业升级困难的局面。

　　在人口迁移方面，东南部吸引了大量移民，形成了相对活跃和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技术和商业人才向南部集中；北部则由于农奴制残余、行会壁垒等因素的影响，劳动力流动性较差。

　　在生产专业化方面，东南部发展出多元化、高附加值的农业和服务业；北部和西部则主要扮演初级产品供应地的角色。这种分工格局固化了区域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和发展不平衡，南部凭借在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持续吸附资源。

　　这些机制共同造就了中世纪晚期英国“南部先进，北部落后”的经济格局：经济活动明显向沿海港口特别是伦敦及其周边地区集聚；北部地区保留大量的封建残余，成为原材料的输出地；传统腹地中心相对衰落。一个以伦敦为绝对核心、区域港口为次级中心、内陆市镇为节点的等级化网络结构逐渐形成。这标志着英国经济从地方化向全国化整合的过渡，也为英国近代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中世纪晚期英国形成的“南部先进，北部落后”的经济格局，是港口与腹地在特定制度框架内长期复杂互动演化的产物。不同的经济区域基于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催生了各具特点的港口—腹地关系模式，并通过影响商品、资本、人口等要素，深刻地塑造了英国的经济地理面貌。

　　深入理解中世纪晚期英国经济格局演变，必须将港口与腹地互动置于广阔制度背景中考察。这种分析视角不仅有助于理解英国经济转型的历史特征，也可为当代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提供历史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港口—腹地关系与近代英国经济格局的演变研究”（23BSS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