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发展理论的普适性、发展模型的适用边界、发展项目的实施成效以及发展机构的中立性与有效性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国际发展研究呈现出三方面显著的特征转向：一是关键性发展议题的复杂化与紧迫性显著上升；二是研究方法论层面的跨学科整合需求日益增强；三是区域国别研究要素在分析框架中的地位愈加突出，成为不可忽视的关键变量。在此背景下，构建区域国别视角的国际发展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传统国际发展理论大多建立在去区域化的理论预设之上，无论是经济增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还是可持续发展框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都试图构建适用于所有国别研究的统一框架。然而，这些标准化理论范式在解释当前高度复杂和差异的发展现实时日益显现其理论局限。区域差异和国别特性在发展问题的形成机制和解决过程中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尽管国际发展援助累计资助了数以万计的发展项目，但其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却相当有限。这一现象揭示了传统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偏误：过度依赖普适性理论模型而忽视区域国别的特殊性。这实际上反映了研究取向的分野——是以抽象理论框架观照现实，还是立足于区域国别特征来构建理论。

　　区域国别学对于国际发展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它确立了区域国别要素作为重要解释变量的理论地位；其次，它强调发展主体性的核心价值，突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依赖；最后，它推动形成具有区域适应性的发展分析范式。这一理论转向为建立真正有效、具有解释力的国际发展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区域国别视角展开国际发展研究的常见质疑是区域国别研究是否可能陷入对“特殊性”的过度强调，如何解决发展讨论的碎片化、表面化、难以实现理论深化的问题。区域国别学应当识别区域国别因素对传统发展议题的重构作用，推动对既有研究范式进行超越与创新。在这一过程中，对区域与国别特征的系统了解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区域国别的发展经验对传统理论的挑战机制，识别特定区域或国家类型在理论适用条件上的区别，最终形成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理论框架。以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为例，虽然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提供了不同角度的理论解释，但大多未能预见它的发生。造成这种理论困境的原因在于既有理论框架未能充分纳入美国社会结构和内部政治经济变迁这一关键国别变量。因此，突破传统分析范式是重要的，不是用传统理论框架论证美国行为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而是通过深入分析其国别特征来探讨其行为背后的结构性动因，实现理论框架的延伸和重构。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建构应当超越单一学科范畴，构建具有系统性、适应性与指导性的国际发展理论工具体系。

　　在当前国际发展面临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区域国别学也展现出应对现实问题的强大实践潜力，其实践价值可从回应以下四对关键矛盾中得到系统体现。

　　第一，系统应对全球性发展挑战的需求与各国发展受到异质性冲击之间的矛盾。当代国际发展议题已从传统的减贫、农业发展、工业化等问题进一步拓展到气候变化、技术革命、人口结构转型、教育体系重构等更具全球性、系统性的新型挑战。这些问题一方面更加强调全球协作、制度创新与集体响应；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社会结构的差异，其带来的冲击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这种“共性挑战”与“差异影响”之间的张力，导致全球政策在具体执行中普遍面临适配性困境。在此背景下，深入理解区域国别特征、精准识别各国对共同议题的响应路径和治理能力，成为制定有效发展战略、实现全球目标本地化的关键前提。

　　第二，传统全球治理体系退化与区域治理机制崛起之间的矛盾。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制度功能衰退与政治信任下降的双重困境。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捐助国援助政策出现重大调整，联合国及国际金融组织的代表性和执行力受到质疑，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脆弱性。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呈现出区域权重不断加大的趋势，预示着未来全球化以及全球发展更加倚重区域化讨论和区域化方案。在此情势下，发展治理正在从以全球统一规范为基础的“匀质化治理”转向强调多中心、情境适应的“差异化治理”。区域国别学通过提供对区域结构、政策环境与社会动力机制的深入理解，为区域治理模式创新和全球治理体系重塑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第三，标准化发展处方与本土化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尽管《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国际社会确立了统一的发展目标体系，但在具体实践中，各国的发展困境往往根植于本土的历史结构、制度安排和发展路径。当前国际组织提供的发展政策多集中于优化营商环境等共识性原则，难以回应发展中国家在提升行业生产率、拓展国际市场份额、嵌入全球价值链、构建本土竞争力等方面的现实需求。这种“标准化方案”与“本土化问题”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反映出发展干预亟须摆脱“一刀切”思维。区域国别研究强调立足地方实际，通过实证分析支持有差异、有针对性的政策设计，才能提高发展援助的效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第四，国际发展人才结构性短缺与区域知识系统性缺位之间的矛盾。当前，全球发展研究领域面临严峻的人才供需不匹配问题。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与国际信任下滑背景下，国际组织与各国政策部门普遍缺乏具备跨学科能力、系统性思维和深度区域认知的专业人才。青年学者针对特定区域和国别的长期研究动力不足，导致对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系统性知识积累缺失。这一人才瓶颈不仅削弱了发展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制约了国际发展合作的长期绩效。加强区域国别学科体系建设，重视对具备区域知识、问题意识与跨文化理解能力人才的培养，不仅是提升发展干预质量的现实要求，也是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对日益复杂发展挑战、重建全球互信的重要路径。

　　中国于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标志着国际发展范式的一次重要转型。中国正逐步成为发展知识与发展范式的塑造者，在构建具有包容性与适应性的国际发展理论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区域国别研究实践中，中国的发展路径体现了对本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制定契合本国实际的发展战略，为其他国家因地制宜推进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参考。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积极与共建国家对接发展战略，推动跨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产能合作，建立基于国别差异的协同发展机制。这些实践不仅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合作样本，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场景和经验素材，支撑着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深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