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际发展合作往往基于西方经验进行项目选择，在实际操作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区域国别学的推进为传统国际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即一种“他者视角”。因此，在当前国际发展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实践中有效融入区域国别学的理念，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其发展不仅促进了学科自身的融合与创新，还对国际发展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知识体系的重构、实践导向的强化、方法论的创新以及中国特色理论的全球贡献。

　　第一，区域国别学挑战了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推动了国际发展知识体系的多元化发展。与传统的西方区域研究多服务于殖民扩张和霸权维护不同，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将国际发展问题纳入其研究框架中，确保研究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发展，还关注其在国际发展中的角色和影响。通过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平台，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分享发展实践和经验，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问题。

　　第二，区域国别学尊重国别特性和地区差异，推动了国际发展项目的“本土化适配”。传统的国际发展理念往往基于西方经验，强调标准化的路径和模式，忽视当地的实际需求和发展条件。然而，区域国别学鼓励学者深入研究对象国，通过实地调查和参与观察，获取第一手资料，理解当地社会的真实需求，提炼符合区域国别实际的定制化合作策略。区域国别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将推动中国国际发展项目融入当地知识和经验，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运作。

　　第三，区域国别学通过跨学科的方法论创新，重塑了解决国际发展问题的逻辑。区域国别学学科融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形成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框架。认识到国际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摒弃简单的因果关系分析，推动国际发展理念从“单一领域干预”转向“复杂系统治理”、从“线性思维”转向“非线性思维”。

　　第四，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际发展理论，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这些理念强调和谐共处、尊重差异、共同发展，为国际发展理论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价值支撑。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等，都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实践平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际发展理论的最好例证。

　　当前，人类社会正面临诸多复杂挑战，如全球经济不平衡、环境恶化、公共卫生危机等，这些问题呼唤基于合作共治的全球治理新模式。从区域国别学的视角看，国际发展必须超越传统的单边模式，通过强化多边、平等、共赢的新型机制进一步深化合作，其核心理念在于打破地域、文化和发展层次上的壁垒，通过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全球治理结构的优化。

　　第一，识别优势与需求，强化互学互鉴机制。区域国别学主张深入挖掘各国在历史文化、制度政策和资源特长上的差异与优势，通过“他者视角”实现互学共鉴。这种新型国际发展路径可以逐步形成跨区域、跨国界的合作网络，进而推动互学互鉴、经验共享与技术互补。知识与资源双向流动不仅可以提升当地国家的发展能力，也将合作伙伴关系从“援助接受”转向“伙伴互助”，为其他南南项目提供可复制的合作模式。

　　第二，跨文化融合与本土化互动，构建平等对话机制。区域国别学倡导从本土视角出发，尊重历史传统和文明差异，构建平等、相互学习的对话机制。通过建立区域内跨国合作平台、定期组织高层对话与研讨会议，各参与国可以更好地共享政策信息、技术标准与管理经验，从而实现风险共担与资源共享，为全球治理注入正向能量。

　　第三，建构评估闭环，降低信息不对称与文化误解。利用区域国别学理论对合作项目进行全程评估，尤其是从项目设计到实施、监督与反馈的闭环管理体系进行有效嫁接，可以大大降低因文化误解、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风险。

　　中国和非洲合作历经七十余载，从初期政治接触到经济合作，再到今日迈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见证了双边关系的历史嬗变。在国际发展合作的新格局中，区域国别学将以全新的视角与理论架构，为中非合作注入创新动力和学术支撑。

　　首先，区域国别学视角下跨文化理解与共同价值重构的必要性日益凸显。通过深入研究中非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双方可以在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共同构建符合彼此国情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从而摒弃简单的模式输出。传统的硬性输出往往忽略了对文化语境和制度背景的考量，而区域国别学的视野则鼓励在尊重文化多样性与历史语境的前提下，重新定义合作伙伴关系中的平等与互利机制。例如，非盟《2063年议程》将本土工业化与绿色转型列为核心目标，与中非合作论坛“十大伙伴行动”中的清洁能源项目形成战略契合。

　　其次，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新型中非合作模式，强化“在地化”策略。以项目所在国需求为导向，构建一个“互学、互鉴、互促”的实践路径。而合作模式的设计充分体现各国的地方实际需求，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转移还是文化教育交流，都应针对具体区域特点设计项目。例如，中国山东省推进对非合作时，聚焦农业、职业教育等非洲国家优先领域，邀请非洲国家代表参与需求调研，形成“一城一策”合作方案。通过细致的需求分析，可以确保项目不仅满足经济利益，同时符合当地社会结构和发展节奏，有效规避项目“搁浅”风险。

　　最后，在区域国别学“整体思维”的助力下，中国和非洲国家在政策与战略合作层面进行系统性调整。在项目策划过程中，建立以“他者视角”为核心的信息反馈机制。从项目的初期调研、规划设计到验收评估，每个环节都充分反映合作方国情和地方特征，形成灵活调整的机制。例如，由中国发起的“中非发展知识网络”等平台，推动政策制定从“经验输出”转向“联合研究”，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年议程》有效对接，从而为中非合作提供系统指导。

　　总体而言，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工具，通过理论范式革新、方法论突破与实践模式创新，推动了国际发展理念从西方中心主义向多元共治转型、从短期利益导向向可持续发展升级、从单一领域干预向系统性治理跃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区域国别学学科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24&ZD3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天津大学全球南方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湖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