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声，历史有痕。抗日战争时期既是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阶段。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值此特殊节点，立足历史与现实，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回顾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胜利的抗战史，总结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组织动员人民群众的宝贵经验，对于弘扬抗战精神、砥砺奋进斗志具有重要意义。

　　将统一战线同政权建设有机结合，是抗日民主政权理论的开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此时都认识到，日本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危机前所未有，民族矛盾已然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尽管举国上下抗日情绪高涨，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时中日双方的实力对比极其悬殊，这是一场不对称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想要取得反侵略战争的最终胜利，就必须加强国内团结，最大程度地汇聚全民族力量。

　　民主是动员全国民众投身抗战的首要方式。1937年4月，毛泽东从战略高度深刻阐释了抗日与民主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七七事变后，我们党延续以民主推进抗日的思路，制定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三条“全国人民总动员”正是这一战略构想的集中展现。概言之，在日寇入侵的背景下，“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事关抗战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

　　取得这场持久战的最终胜利，稳定巩固的根据地不可或缺，游击战争和民主根据地相互依存。在抗战烽火中，各根据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经受了严峻考验，特别是1941—1942年间，敌后抗战困难重重。一是政治上动员不足，参与有限。在各级政权机关和民意代表机关中，在协商讨论环节，党外人士很少发言，难以发挥群策群力的作用。二是经济上财政紧张，物资短缺。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军政人员规模扩大，加之自然灾害频发等因素，人民负担沉重，连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三是军事上遭遇封锁，牺牲巨大。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逐步壮大，同时面对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敌后根据地人民以英勇斗争维护边区安全，也付出一定代价。

　　面对困难局面，各根据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通过充分动员群众，渡过了难关。动员的要领在于激发民众的主动性，推行民主政治是这一逻辑的自然延伸。但民主意识和习惯的欠缺是需要直面的困难和挑战。

　　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建设中首要和根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积极将对民主政权建设的构想付诸实践，充分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广泛开展各级民主选举，从顶层设计和基层组织两方面入手，依靠人民民主成功找寻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保障。陕甘宁边区更是成为民主政治的“榜样”。

　　1940年3月，毛泽东提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将这一原则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三三制”并非机械死板的数字规定，更不是要削弱或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希望通过扩大政治参与，团结带领党外人士为根据地建设贡献力量。党的领导贵在质量，重在党员的身正垂范。“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这一论断展现出强大的政党自信，也彰显了实践指导性和理论穿透力。

　　“三三制”的推行，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机构并发挥作用提供了保障。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不同社会力量投身抗战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选举虽不是民主的全部，却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普选制原则早就被明确了下来。为克服政治素养和民主习惯欠缺的困难，充分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选举，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根据地创造了一整套既因地制宜又行之有效的宣传和选举方法。

　　一是口头宣传。通过专门的选举培训班、座谈会等形式，工作人员深入民众，用生动的语言讲解选举注意事项。二是文字宣传。《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大量选举相关报道，各边区印制多种小报宣传品，直观呈现选举。三是文艺宣传。戏剧、歌曲、绘画等文艺形式深受人民群众喜爱，戏剧《选村长》、歌曲《选举要认真》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提升了民众的选举热情。在实际动员过程中，以上几种手段往往交互运用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民主选举深入人心。

　　“豆选”是不识字的选民最普遍使用的方法，以一粒豆子代表一张选票。当时的民谣生动描绘了这种方法：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豆选”开始在公开场合进行，后经完善，除监票人外，尽量减少他人的知情干扰，契合了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此外，还有背箱法、燃洞法、画杠法等投票方法，都是边区根据实际情况创造的特色方法，取得了集中民智、反映民意、维护民权的巨大成效。

　　实践表明，“民智未开”并非无法解决的难题，“接地气”的宣传手段和选举方法，可以营造出空前热烈的民主氛围。广大群众在潜移默化中认识到“选好人，办好事”的重要性，才能真正聚合基层最广大的抗日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为何能够迅速发展壮大。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从民主角度给出了答案：“为什么全国进步人士如潮水般地涌向边区？因为边区有民主。全世界进步人士为什么称赞边区，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等于没有到中国？因为边区有民主。抗战以来，边区的文化、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进步和动员，为什么全国所不及？因为边区有民主。”

　　一是扩大了政治参与。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不再“袖手旁观”，而是充分发挥主动性，为根据地各项建设贡献了不少真知灼见。比如1941年11月，“精兵简政”建议有效帮助根据地渡过经济财政困难，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二是革新了社会面貌。“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著名的“十个没有”背后，是人民主体性力量书写的奇迹，是“边区有民主”的生动写照。人民群众真正实现当家作主，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雏形。

　　三是吸引了大批人才。大批知识分子向往根据地的民主气象，不顾生活艰苦，克服重重阻碍奔赴敌后。不少热血青年“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四是赢得了民心未来。根据地民主开放的“延安作风”，同国统区专制独裁的“西安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物质条件艰苦，但平等融洽的人际关系和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冲破了国民党的虚假宣传，在舆论界大幅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声望。著名华侨陈嘉庚来到延安目睹民主风貌后深情地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是党的独特优势，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面对民族危亡，党以坚定决心把握时代大势，成功组织动员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将亡国灭种的严酷危机转化为民族复兴的伟大契机，无愧于全民族团结抗战中流砥柱的历史地位。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浙江大学—南湖革命纪念馆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