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股重要学术潮流，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其动向和发展。本文尝试从社会理论层面阐明情动转向的意义。社会理论并非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而是社会学的基础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说，情动转向之于社会理论应有更大的理论潜力。

　　情动转向的思想

　　和时代背景

　　情动转向，以及在这一转向中形成的情动理论，是一种颇具当代气息的理论创新。总体看，当代情动理论的发展错综复杂，研究内容庞杂多元。其中，最重要也最具原创性的一脉当属德勒兹的情动理论。一般认为，深受德勒兹思想影响的情动转向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首先在文化研究领域引爆，进而波及其他学科领域。简单地说，情动转向旨在走出以话语、符号、象征、观念体系等范畴为核心的文化建构主义，转而关注身体、情感、物质等自然事物之于文化的生成性作用。

　　在情动转向的背后是一场更为广泛和持久的哲学思想努力，即突破长久以来文化与自然的二分对立，这种二分对立往往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牵连甚深，且又因为科学技术的霸权地位愈益凸显出来。情动理论的出发点便是拒绝文化与自然的二分对立和区隔。可以说，情动理论从一开始便呼吁一种新的社会性理解。

　　当然，根本而言情动转向是对当代社会变革的理论回应。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加速发展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技术物如何重塑人类、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变局时代找到共同生活的社会可能，这些都是重大的时代现实之问。2015年，国际上一些学者合作发起了一项名为“情动社会”的研究倡议，主要关注人类在当代这个全球互联互通的数字化世界中如何共同生存，而情动理论的视角则是这项研究倡议的共同基础。当代社会的科技变革和经济政治变化都在呼唤一种能够穿透时代现实的理论视角，情动转向便是回应时代呼唤的重要努力之一。

　　情动的社会本体论意涵

　　情动即affect，从词源构词看，其意涵是指去（ad-）感触（-fect）。德勒兹的情动理论便是在这个“感触”上大做文章。他认为，情动作为身体之间的感触，是一种溢出于意识表象的生命感受本身。也就是说，情动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生命感受，始终是一种充盈和过剩的状态，而无法被表象的认知过程完全收编。相反，通过表象的认知操作所提取的意义始终需要这种生命感受的支撑，而且意义也只有回返到这种生命感受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主流社会学，尤其是韦伯传统的社会学，奠基于文化脉络的“主观意义”之上，而没有看到“主观意义”依旧是自然生命感受的派生物。在情动视角下，生命感受本身已经先于“主观意义”孕育生成着一种原初性的社会关系。说到底，社会性已经在身体间的感触过程中发生了，社会关系建立在更深层的非表象化的自然感触关系之上。

　　可见，情动视角可以让我们看见以往看不见的原初社会关系。这种原初社会关系显然不是发生在个人主体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种主体之间的关系恰恰是关系性的匮乏。这种从既定主体的性质出发所理解的关系是对关系的流俗理解，并阻碍着对关系的真正把握。真正的关系不是发生在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能够不断生成主体的关系。这种具有生成性的关系便是发生在前主体领域的情动感触关系。对于社会学而言，发生在前主体领域的情动感触关系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性关系，而且正是这种社会性关系才不断生成着所谓个体与集体、自我与他我这些社会主体。

　　我们一旦接受情动理论奠基于原初生命感受之上的关系性意涵，便会看到一个始终开放、不断生成的社会本体构造。在这样一个社会本体构造中，社会不再处于文化与自然的二分对立之中，相反社会成为自然与文化内在连贯、转化、生成的一部分。而且，人类在这个社会本体构造中不再居于中心地位，开始恢复自身作为自然之物的原初存在。人类正是作为自然之物才处于万物互相感触的感受性关系脉络之中。从这个角度讲，情动理论带回了一个真正具有“物性”的社会，即一个真正具有“生命”的社会。正是基于此，情动理论才超越了以往的情感理论。以往的情感理论把情感限定于人类主体之内，还进一步将人的情感规定在文化观念之内。而实际上，真正的情感在本体上并非属人的，而是流通于人与物之间，溢出于人的单纯观念之外。举例来说，敬畏这种情感就不是人类单方面的感受成就，而是人与自然之间共同生成的生存感受。敬畏情感在今天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自然消失的后果。人类中心主义逻辑及其所延伸出来的主体建构性逻辑和表象同一性逻辑，背后都是一种控制逻辑，其最典型的症候就是我们现今看到的包括人类本身在内的自然都只是有待开发利用的资源，而看不到自然本身的生命力量，看不到自然之于社会的内在构成性。

　　可以看到，情动理论足以启发一种新的社会本体论视角。此外，情动理论首先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论视角出现的，它对以往以批判理论为主要形态的社会价值论多有不满。在情动理论看来，以往的批判理论已经陷入了困境，即它对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揭露”并未带来变革性的力量，它将美好社会寄托于未来反而还阻碍了当下情境中孕育的变革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情动理论有它独特的社会价值论主张。

　　情动转向与中国社会理论

　　情动转向的社会理论意义还在于，它所打开的新社会本体论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理解社会生活。近年来，关于“中国社会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不断丰富和深入，而一种真正切中中国精神的“中国社会理论”恐怕不得不反思和回应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取向。国内学术界将affect翻译为“情动”，便包含着这样一种反思和回应的努力。早在《毛诗序》中便可见这样的论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即是说，身体的手舞足蹈、永歌嗟叹总能比人的意识言辞表达得更多。事实上，中国所谓之“情”实为一种流行于天地万物之间的“生生不息”的自然感应力量。情并非独属于人，人反而凭借情的力量才能归属于这个世界。中国人社会生命的底蕴正是“情”。

　　我们不妨从儒家给予中国人最珍贵的思想礼物“仁”出发，作一尝试性的阐发。“仁”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具身性的自然感触，实质上就是一种情动力量。而“仁”作为一种情动力量便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仁”是一种生发于意识反思之下的情感力量，这与儒家所讲的“义”不同，“义”始终需要有意识判断的参与。“不忍人之心”实为人的身体本然，虽柔软却可无敌。第二，“仁”是一种丰富的情感力量，它既可以生发于亲子之间，也可以生发于男女之间，还可以生发于朋友之间。当然，确立“仁”以孝为本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与当时礼制的发展有关。第三，“仁”还可以进一步安顿于天地万物之间。实际上，“仁”就是儒家从天地间绵延的自然感应中提取出来并赋予其独特意义的生命力量。儒家之“仁”不断在历史中积淀、转化、新生，成为中国人社会生命的精神底蕴。

　　根本而言，中国文化是一种善思自然的文化，即没有现代西方那种文化与自然的二分对立和区隔，这是一个理解我们自己社会的更好的起点，这也是情动理论契合中国社会的根本所在。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