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出生在江南小镇，年幼时经常跟随母亲到附近沙滩上听潮拾贝，尽情嬉戏，“海”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晚年他身居闹市，再没有机会凭海远眺，便特意将书斋命名为“望海楼”，聊以寄托思乡之情。“望海”的开阔视野和高远旨趣，用来形容他的学术追求也非常贴切。自20世纪40年代起，王运熙就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汉魏六朝、隋唐五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领域造诣尤深，《王运熙文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是其代表性学术成果，成就了王运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一代大家的学术地位。

　　虚心释古的态度

　　文史研究有信古、疑古和释古的不同取向，晚近以来疑古思潮声势浩大。王运熙不认同固守，也绝不赞成质疑一切。他努力秉持虚心释古的态度，尽可能全面蒐求史料，审慎地辨析文献，探寻确切的意义。

　　王运熙的学术研究起步于对乐府诗相关问题的讨论。以考辨清商三调的性质归属为例，唐宋学者都将平调曲、清调曲和瑟调曲归入相和歌中。梁启超率先提出异议，认为这三类乐歌当另属与相和歌并列的其他类别。随后又有大批学者参与讨论，却未达成共识，分歧主要在于各家对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文献的理解。王运熙细致爬梳南朝至唐宋的繁杂记载，从史料来源和编纂体例着眼，指出郭茂倩征引的早期史料如实反映了魏晋南朝的普遍情况，也符合乐府创作的实际，从而为清商三调属于相和歌的传统观念提供了极为坚实的论证。

　　古人著书立说经常点到即止而不事繁辞，后人难以把握要旨容易误解。为此，王先生很注意揣摩古人撰著的义例，以便更准确地领会古人的用心。例如，钟嵘《诗品》认为陶渊明诗“源出于应璩”，这一结论令人困惑，王先生以虚心释古的态度，细致地辨析史料，解决了这一问题。他首先厘清了钟嵘《诗品》在评议时所遵循的基本准则，指出钟嵘梳理源流关系主要关注体制风格，辨明应、陶二人在创作风貌上的相似之处，由此消除了前人对钟嵘所述陶诗渊源的误会，加深了对《诗品》撰著体例的理解。

　　为了强调古为今用，文史学界不免以今揆古，出现褒贬失当的问题。而王先生主张一切必须以史实为据，应给予研究对象恰如其分的评价。今人提及《文心雕龙》，都称许其“体大思精”，并依照时下的标准将全书划分成文体论、创作论等部分。王先生并不同意这个约定俗成的论断，他强调《文心雕龙》实为“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的书，还将文体论和创作论改称为“各体文章写作指导”和“写作方法统论”。此举看似贬低了《文心雕龙》的地位，实则紧扣刘勰在《序志》篇中“言为文之用心”的自述。将古人的创作初衷与今人的研究立场区分开来，意在敬畏古人，尊重事实，丝毫不会减损其应有的研究价值和学术地位。

　　独立思考的原则

　　王运熙善于借鉴前辈经验，求学时就受惠于陈寅恪、闻一多、余嘉锡、杨树达等先生的著述，工作后又得到过陈子展、郭绍虞、朱东润、蒋天枢、刘大杰等先生的指点。但是，他在研究中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绝不接受任何未经核验的结论。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现代学术界曾遭受过严厉的批判，但怎样评价这一时期的陶渊明，却令不少学者颇费踌躇。不少权威论著都将陶渊明定性为自觉对抗六朝风尚的伟大诗人，认为陶诗风格质朴，与当时崇尚骈偶、堆砌辞藻的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王先生认为如此评价并不符合史实。他提出，骈俪藻饰的诗风在陶渊明身后才形成，陶渊明怎么可能无的放矢地去反对尚未成型的时尚？时间上存在错位。他考察了陶渊明与东晋玄言诗之间的关系，认为陶渊明深受玄言的沾溉濡染，但没有主动去立异对抗。在特殊的学术环境中，王先生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思考，这需要莫大的勇气。

　　对权威学者的偏颇疏漏，王先生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大胆提出商榷意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提出古文家试作小说推动了古文的繁盛，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主张传奇小说由古文运动派生而来。这两种观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先生对此并不苟同。他追索了两种文体各自演进的脉络，强调唐传奇直承汉魏六朝杂传而来，无需依傍古文运动的兴起，而古文的创作特质与唐传奇迥然异趋，也不可能借助试作小说而获得成果。经过严密的推论，令人信服地修正了前辈学人的错谬。

　　综合考察的方法

　　王先生早年借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等目录学专书，深入了解过学术源流和治学门径，并潜心精读过《汉书》《晋书》《宋书》等典籍。中年时因参与整理点校《旧唐书》，并负责审读全稿，又系统研读了大量相关史籍。其治学领域在数十年间由文学史拓展至文学批评史，重心也随之从专注史料考辨逐步转为理论阐释。

　　王先生主张打破学科畛域，汇通文史，统观全局。他治学具有鲜明的史学倾向，从史学视角切入文学，确实能另辟蹊径。在研究文学批评史时，王先生强调文学史研究，避免纯理论研究的偏枯。王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被刘勰援引来作为最能展现“风骨”之美的那些作品，如司马相如《大人赋》、潘勖《册魏公九锡文》等，其思想内容其实并不足取，所以“风骨”并非针对文章思想内容的要求。要理解风骨，就要在表达效果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去体察其意蕴。

　　王先生的治学方向经历过多次调整，但前后之间相互贯通，时有呼应。他晚年在《中国中古文人对俚俗文学与时俗文学的态度》中辨析过“俚俗”与“时俗”的异同及流变，就充分综合了先前在不同领域中的成果，使其立论周详细致，具有充分坚实的理据。正因为他善于会通综合，也就避免了不同领域的研究各自为政而支离琐碎。

　　中观辨析的立场

　　在回顾个人学术生涯时，王先生提到过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辩证关系，认为前者要以后者为背景，而后者应以前者为依据，与此同时又将自己的研究立场戏称为“中观”。他并不满足饾饤散漫的琐细考证，也不热衷大刀阔斧的浮泛论断，更希望从一些具体问题着手，以细密可靠的个案研究为基础，做适度的推阐发挥。

　　有些是围绕特殊现象的全面考察。如关于乐府诗的创作本事，今人陆侃如、萧涤非等都有过论述，但并未做全面考索。王先生在《吴声西曲杂考》中曾对十余种乐府歌辞的作者和本事做过一番钩沉索隐的考察，也留意到歌辞内容时有不合本事记载的现象，有些是针对关键术语的系统梳理。他对曹丕以“气”论“文”的现象已有言简意赅的说明，此后又撰《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排比孟子、曹丕、刘勰、钟嵘、韩愈、刘大櫆、姚鼐等人的相关议论，展现了“文气”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

　　有些是聚焦重要作品的持续探讨。早在20世纪60年代，王先生就反对将萧统贬抑为“形式主义”的代表。自80年代后，他又一鼓作气撰写了多篇论文，不仅围绕采摭范围、选录标准等历来多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讨论，还择取研究者不甚关注的部分文体，探讨其艺术特色，以便更深入地体会萧统的编选旨趣。另如，对盛唐诗学观念的承传递嬗加以考察，补充了旧作未及细究的内容。这又促使他对唐人选唐诗产生浓厚兴趣，与杨明先生合作撰写《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期间，在自己执笔的部分对芮挺章《国秀集》、元结《箧中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韦庄《又玄集》、韦縠《才调集》等都有细致研讨。从总集编纂的角度来考察文学观念的递嬗，为文学批评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王运熙先生甫逾而立就已凭借乐府诗研究奠定其学术地位，此后数十年间相继辗转于多个不同领域，也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但他始终保持恬淡自守、不慕浮华的学人本色。即便蜗居在狭小简陋的“望海楼”中，他也随遇而安，处之泰然，宛若一位沉静的望海者，而恰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说的那样，“观海则意溢于海”，从辽阔无垠的碧空和奔腾不息的巨浪中感受到了真正的欣悦和满足。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