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传统历法，今年是王运熙先生百年诞辰。转眼间，先生离开我们十多年了。时光流逝，弟子思念老师的感情愈发浓郁。随着年岁增长，我对老师的体悟也不断加深。我总觉得，对于老师最好的纪念，就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

　　在我的书柜上，五卷本《王运熙文集》摆在最醒目处，这是我的常读书。在已出版的当代学者文集中，王先生的五卷本文集数量不算多，但质量比数量更为重要，王先生《乐府诗述论》《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文心雕龙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管窥》等，都已成为学术界公认、可以流传久远的当代学术经典。

　　最近重读王先生文集，我特别注意王先生自撰的“简要年谱”。这份年谱显示，先生从23岁开始，“视力明显衰弱，从此夜间不能读写，白天工作时间亦须控制”。我也亲耳听先生说过，若是阴雨天气，光线不佳，白天都无法看书。可见王先生可以用来读书、工作的时间有限，大概只有别人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王先生曾经感慨地说，如果他的眼睛正常，研究工作应该能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先生身体瘦弱，且有腰疾，不能久坐。正是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他用有限的工作时间，为中国当代学术作出了超乎常人的贡献。这何尝不是学术研究史上的佳话？

　　王先生学术研究的高效率从何而来？我以为这不但得益于王先生天赋之高，更得益于他独特的人生态度与治学精神。王先生在《乐府诗述论》自序中说：“人的一生很短暂，贵在有所创造，留下若干值得纪念的东西。”他以质朴简要的语言说出自己的人生追求。“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人生有一种选择和坚守，同时就意味着会有别的放弃和漠视。王先生善于做“减法”。他惜时如金，深居简出，谢绝一切社交性质的活动，对各种会议、讲学也严格控制。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集中用到学术研究中。这样看来，王先生用到学术研究上的时间并不比一般学者少。和那些热衷奔走于各种社交场合的学者比起来，王先生用于做学问的时间反而更多。

　　王先生是一位天赋极高、年少成名的早慧型学者，他在23岁至25岁期间所撰写的《六朝乐府与民歌》，其学术高度至今仍为国内外学人和读者所仰望。一个学者年轻时写点佳作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持之以恒。学术界有些才华横溢、成名甚早者，像烟花，虽瞬间闪亮，不久就泯然众人。反观王先生，天赋虽高但其才华却内敛而节制，处世淡泊而清醒，故早慧而能至老不衰。2008年，我兼任《中山大学学报》主编，向王先生约稿，他当时已经83岁，却很快就发来长文《中国中古文人对俚俗文学与时俗文学的态度》。至今我仍记得读到此稿时的惊喜，更惊羡于先生在耄耋之年仍保持健旺的学术创造力和清晰的逻辑性。

　　王先生学术的高效率与持久性和其独特的治学规划有关。他在一段时期内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领域，然后以此领域为大本营，自然而然地扩展。他最初研究六朝乐府民歌，顺势拓展至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在这个基础上，他又从文学史研究顺势跨进批评史研究。可以看出，王先生是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与学科发展需求，循序渐进地拓展治学领域的。

　　王先生拥有独特的读书方法，其特点主要不在于“博览群书”，而是在特定领域、特定时段，精研经典，“读破”典籍。他读书有一种切己体会的悟性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洞察力。他把其研究领域的最基本文史典籍读透了，并且融会贯通。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文学，虽然研究对象丰富，但有不少基本文献是相通的，如前四史、《文心雕龙》与《文选》、唐名家集等。王先生对这些文献反复阅读和运用，早已烂熟于心。所以，王先生的研究领域虽然相当宽，其研究却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王先生具有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学术定力。有学术定力然后才有学术定见，这些个人的学术定见，经过时间的磨洗而得到广泛认同，就成了定论。这种“学术三定”是王先生治学的最高境界。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风气风云变幻，但王先生忠于学术，实事求是，不为名利所诱，不为环境所扰。他总是深思熟虑，轻易不出手，出手就是定见。王先生为人谦退、低调，但对于自己的学术与文章则有一种“定则定矣”的自信。《王运熙文集》所收文章，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跨度长达60余年，其间文化、思想、学术不断变迁，而王先生的学术论断如定海神针，基本不受影响。这是何等难得的学术定力！陈尚君老师曾问王先生，以前的文章后来结集、重印时有没有改过，王先生明确回答：“没有改过，我的文章发表后没改过。”我核对过王先生书籍的前后一些版本，的确如此。更令人惊叹的是，我看过王先生的手稿，用钢笔行楷所写，页面干净整洁，连修改之处都很少，不必重新抄写。我想他必定于下笔之前，已反复思考，成竹在胸，再落笔成文。下笔即定稿，定稿即定见，确实不需要再修改了。

　　我一直在思考，王先生的学术定见从何而来？我的感悟是：首先要有学术定力，有定力之后乃有定见。

　　王先生的学术定力是基于实事求是、忠诚学术的理性精神，即在研究中注重客观性与逻辑性。王先生曾说：“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创作和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一贯的宗旨是求真，从大量文献资料出发，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地进行考订和分析，力求阐明所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以我的理解，第一，其立论完全建立在可靠的材料上，根据这些材料一步步推断出结果，所以其结论可靠；第二，他的学术断语总是留有余地，从不夸张，不说过头话，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所以没有过度阐释的毛病；第三，表达平实，绝不夸饰。王先生写论文，很少用大词、用新概念、用形容词，更很少用很、极、非常等顶格的修饰性副词，似乎也不用感叹号、省略号之类包含情感的标点符号。他的学术语言平实而自然，总能以最朴实、节制的语言直抵研究对象的本质和特征，所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王先生有“定见”但不固执己见，如果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以前的观点不妥，王先生会明确修正自己的观点。比如，王先生以前也是把《二十四诗品》归为司空图所作，后来读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后说：“我现在也倾向于《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的说法。今后，如果其他同志提不出强有力的反证，我准备放弃《二十四诗品》为司空图所作的传统说法。”这段话我读了很多遍，这一学术断语在表述上有很强的分寸感，态度很明确，但又留有余地，表现了一种科学、审慎的态度。

　　王运熙、顾易生两位先生是复旦大学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双子星座”，能成为两位先生的弟子是很幸运的。两位先生的弟子有通家之好，他们经常在一起上课，一起讨论。仰止之余，学生私下不免品评一二，王、顾异同便是其中的话头之一。或戏评曰：“顾先生似李白，王先生似杜甫。”因为顾先生性喜老、庄，通脱旷达，心宽体胖；王先生为人严谨，瘦弱严肃，颇似蒋兆和笔下的杜甫像。但在我看来，王先生外貌似杜，但其内心深处一直有个李太白。王先生34岁时，就主编《李白诗选》《李白研究》二书。虽然这是当时分配的集体任务，但王先生一直对李白情有独钟。在王先生研究的历代诗人中，李白所占的分量大概是最多的，他还连续当过三届李白学会的领导。王先生很少写诗，1985年5月他瞻仰马鞍山李白墓后，兴来赋诗一首：“诗国多英杰，尤称李谪仙。古风饶讽兴，乐府更明鲜。寂寞逢昭代，光辉垂万年。青山遗冢在，凭吊仰前贤。”王先生又为马鞍山李白纪念馆撰写对联：“戏权倖，戏公卿，谑浪朝廷有傲骨；忧苍生，忧社稷，彷徨中夜动悲吟。”王先生到底喜欢李白的什么呢？在我看来，主要不是其气势磅礴，雄奇狂放，而是喜欢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精神气质。喜欢“天然”，这是王先生一贯的旨趣。王先生喜欢乐府民歌，曾论六朝清商曲：“吴歌西曲谱新篇，《子夜》悲歌最可怜。软语欢郎情懊恼，清音明转出天然。”“天然去雕饰”正是王先生为人与为文的境界。

　　1987年，我从王先生求学，他的家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天目中路。王先生在家里给学生上课，每周有课时，我们便可见到先生。在先生的书房“望海楼”里，隐约可以听到大马路上车辆来往的声音，听先生用浓浓的沪腔普通话讲课。到后来，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又到“望海楼”念给先生听，然后他口授修改意见。这一切，当时只道是平常，现在回想起来，此情此景，岂可再得乎？

　　我毕业后到中山大学任教，当面求教老师的机会更少了，但通过反复阅读王先生的文章，也有见书如面之益。我深以为，读王先生的书，可以解俗气而生智慧。每次读王先生的文集，总有一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受。老师虽然远去，但他的书在，其学术精神就活在世间，成为学生为人治学的榜样和明灯。

　　先生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的大师，而且是纯粹干净的学者，他的学术坚守和高尚人格是当代学术界的一股清流。二十年前，王先生赐赠《文心雕龙探索》一书，他在扉页上题写治学自警语“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如今，这十六字真言手泽如新，而王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多年。十多年间，学术界又发生了许多变化，近年又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未来的发展变化更充满不确定性。这时候，像王运熙先生这样的学术定力就显得愈加珍贵。

　　在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的日子重读王运熙，使我想起唐代诗人刘长卿《听弹琴》诗：“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嗟乎，令人长忆王先生！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