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全面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逐渐形成，加强中国法治的国际传播，积极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法治建设成就恰逢其时。法学著作是中国法学在全球法律多元格局之下构建自我表达的重要方式，是精准表述中华法治文明的“文化符号”和“精神标识”，良好的译介传播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与文化价值。

　　现状分析

　　中华法学译介传播肇始于19世纪中期，迄今已走过约两百年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加强和依法治国基本国策的践行提供了精品图书保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法学著作蔚为大观，译介传播事业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丰富的出版项目、多元的项目层次以及不断提升的资助力度为优秀法学著作“走出去”打造出一条“康庄大道”。法学译介传播矩阵持续壮大，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法学外译浪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出版工程、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学术平台应运而生，中华法学外译事业在弘扬民族精神、高扬文化自信的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法学类项目为例，自2010年项目启动至今，共有122项法学类项目立项，年均近9项，其中，2023—2024年的立项达19项；项目立项呈稳步上升之势，年均涨幅高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总数年均涨幅约十个百分点。法学译介的主题涵盖9个学科门类，位列前五的依次为法学理论、民商法、法律史、国际法学以及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译著文版涉及10个语种，其中，英语占比高达65.6%，其主体地位无法撼动；其次为日文、俄文和韩文，说明中华法治文化在日、俄、韩三国的传播较为积极。通过Worldcat数据库检索发现，当前中国法学译著收藏于世界60个主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和数据库，馆藏量位列前五的国家为美国、加拿大、德国、荷兰和英国。就出版社而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法学译介传播工作开展积极，在规模化外译和数字化出版方面成果突出。

　　中华法学译介传播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国际社会对中华法系的制度偏见，在积极传播中华法文化的核心价值、推动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平等交流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但依然面临一些认知性和制度性问题。从译著的获取、交流和应用情况来看，其传播效能与传播初衷仍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国际影响力有限。原因可能在于：法学译介主题范畴狭窄，多聚焦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较少展现当代中华法学研究的全貌，可借鉴的当代性主题不足，对全球治理问题缺乏中国方案的阐发；译介多为概览性介绍，往往是宏大理念与概念判断，缺乏具象化叙事；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翻译模式单一，合译数量极少，外国译者的参与度尤为不足，复合型传播人才匮乏成为当前制约法学译介传播的短板；传播主体协同度不高，尚未充分挖掘高校、媒体等传播资源；数字出版、融合出版技术应用不足，书籍获取的便捷度不高；传播形式较为分散，以学者零星的外译活动为主，未能形成规模效应；等等。

　　发展路径

　　提升中华法学影响力是法学译介传播的逻辑旨归。法学译介传播辐射翻译学、法学、传播学等诸多学科，应突破传播主体的区隔和传播视域的局限，建立共识、共情、共导的法学译介协同传播机制，层级式、系统化助推中华法学译介实现“说服—感染—改变”的国际传播效能。

　　一是坚定法学本土价值自信，加强选题规划，深度挖掘中国法治文化内涵。相关部门可以组建中华法治文化传播专家智库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法学研究成果数据库，注重选题的特色性、针对性和普适性，以增强传播的精准度和接受度。具体而言，重点推出在世界法治前沿领域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探索，比如新时代“枫桥经验”、中国特色调解制度、互联网司法等；针对国际贸易与投资、生态环境、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发表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以高质量的“中国方案”突破域外法学的话语壁垒，推动国际法学事业的发展。

　　二是培养“外语+法律+传媒+X”复合型传播人才，构筑“译者共同体”，打造法治传播人才培养的重镇高地。法治传播人才应坚守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底线，至少精通一门外语，通晓目的语与源语国家的法律制度，具备国际传播的情怀与素养，同时掌握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知识。高校应秉承协同育人理念，在宏观维度，以国际协同为抓手，在课程创新、学分互认、项目交流等方面实现国际交融；在中观维度，加强校地（企）协同，切实发挥法院、律所和企事业单位中涉外部门的作用，通过产、学、研的良性互动催生传播人才培养的创新范式；在微观维度，相关院系组建跨学科协同教学团队，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上深度融合，促进学生复合型知识结构的形成。同时，应积极探索“中方译者为主，域外学者/旅居中国的外籍学者/侨居海外的华人学者为辅”的合译模式，既确保译著立足国家立场，又实现精准的国际化表达。

　　三是拓展多主体协同的多维传播途径，推进学术出版现代化，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发挥高校“排头兵”作用，利用高校的研究型、专业型特质，以合作共建的模式在国外大学设立中华法学研究机构，通过举办学术沙龙或研讨会推介中华法学精品，约请相关专家发表评论或集册宣传。发挥出版社“主力军”作用，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策划系列译丛，建立法律文献翻译专题数据库，加大数字化出版力度，扩展电子译著的租赁业务，建立可操作的学术译介传播效能评估体系，及时了解国外政界、学术界、媒体界以及民众对中华法学译介的反馈。发挥传播媒体“生力军”的作用，在国际传播媒体上开辟专栏持续、及时发布出版信息、内容评介以及相关学术研讨活动，利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的即时性和碎片化传播优势，发布与中华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有关的新闻报道，增强法学译介传播的多元性、趣味性和复调性。

　　向世界展示中国法治思想的理论魅力和实践伟力，是中国法治传播的重要任务。应构建以新中华法系为基点、立足东亚市场、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深耕西方主要法治国家市场的法学译介传播新格局，推动中华法学同国际法学对接并逐步走向全球法治的中央。推进中华法学译介传播的行稳致远，也将反哺于中华法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创新，从而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重要保障。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