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雅静 

　　5月18日，第二届城乡空间治理跨学科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围绕“全球变局中的城乡治理创新”主题，与会学者通过跨学科视角，探讨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治理框架，回应“空间转向”思潮下多学科融合的理论与面向实践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全球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城乡治理面临多重挑战，例如技术革命重塑治理范式、逆全球化冲击供应链、区域与城乡发展失衡加剧等。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发展正经历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更新的转型，城乡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不断强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也经历了“空间转向”——空间的理论思维与话语体系日益受到社会科学的重视。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空间治理体系发生了深刻变革。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田莉认为，尽管自2000年以来区域间相对不平衡状况有所缓解，但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同时，在政府债务压力下，城市更新面临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亟须探索城乡治理转型的新路径。其中，“政府—社会”双向赋权在我国城乡治理转型中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应回归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将增长动力更多地交由社会，从而实现从“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的转变。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何文盛表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更需发挥“基础性”和“支柱性”作用，提升财政资源配置的“集聚效应”和“均衡效应”。针对预算治理中呈现的“碎片化”问题，尤其是纵向层级权责分离、横向预算资源分散所造成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存在差距、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人口土地资本要素双向流动不畅等现象，预算统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亟须形成整体性治理与绩效治理思维，推进纵向权责整合、横向主体协同及预算绩效管理发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李明表示，城乡融合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城乡居民养老金和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是一个关键议题。养老金保障水平直接关系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则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应完善财政体制的分账机制与事权划分，推动标准统一与资源统筹，真正实现城乡养老金和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任剑涛认为，应警惕城乡治理中的“技治主义”倾向。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展对治理思维产生了深远影响。城乡治理逐渐转向技术主导，导致管理者与管理专家的角色被技术专家替代。在人工智能浪潮背景下，城乡治理创新既要承认技术革新对治理能力提升的推动作用，更要坚守人文关怀。 

　　城市现代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多维度的复杂工程，需在理念、方式与体系上进行全面的现代化改革。 

　　武汉大学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煌表示，城乡治理创新需要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城市治理不仅涉及城市空间的管理，也涵盖城乡融合中的治理问题，其成效直接反映国家治理水平。城市治理的主体不仅包括广义上的政府，还囊括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应加强各方治理主体的能力建设，尤其是政府以外的治理力量，实现治理的多元化和高效化。

　　随着极端天气日益增多，城市基础设施老化与布局缺陷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因素。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朱正威提出，城市更新不仅是外观改造，更是解决基础设施深层次问题的关键。新一轮科技革命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新机遇，也暴露出数据资源整合不足、部门协同不畅等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需从技术、制度与价值三个层面进行系统集成，打破“数据孤岛”，实现城市系统全周期的数字生态治理。 

　　“韧性城市”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童星表示，城市、社区与组织的“韧性”实质是一种弹性能力，体现为通过适应或预防的方式，提前预测、最大程度降低并吸收潜在冲击，在面对灾难性事件时能有效维护基本功能与结构，事后迅速恢复秩序。但不宜制定统一的“韧性指标体系”进行考核。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姜晓萍认为，共生型治理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该理论源自“共生”概念，强调多样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共享性与协同性等特征，与公共管理价值高度契合，包含目标共生、路径共生、价值共生、主体共生、要素共生、区域共生等多种形态。共生型城市的内涵包括价值共创、系统思维、环境友好和全域共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蔡劲松表示，在现代化视域下，应将城市视为“有机体”“生命体”，注重各方主体的动态平衡、整体协调与全方位观照，其中文化治理至关重要。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振明提出，应依据不同实践场景，探索治理新范式，强化忧患意识、风险与安全观念。

　　会议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以及自然资源部智慧人居环境与空间规划治理技术创新中心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