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楠 通讯员 刘延飞

　　4月26日，人工智能驱动社会变迁与社会学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合肥举行。与会学者深入剖析了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推动人类社会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迁，共同研讨了智能技术对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等方面提出的机遇与挑战，以期在人工智能时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新境界。

　　人工智能驱动社会变迁

　　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塑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与运行逻辑。与会学者聚焦智能技术对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参与、社会组织等领域的系统性影响，通过多元视角剖析技术驱动的社会变迁机理，为认识和适应数智时代的崭新变化提供新思路。

　　数智化转型时期的“新工人”是洞察一个巨大社会变迁的窗口。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从数智时代的“新工人”研究观察社会变迁。他提出，“新工人”不局限于新业态，而是存在于各个行业，“新工人”研究应当根据问题意识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如果“新工人”能呈现出一致性，形成真实的共同体，而非想象中的，那么对于未来社会结构研究将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数智化阶段，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成为推进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强大动力。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宋林飞提出，伴随数智化的技术嵌入风险开始显现，来自外部封锁遏制的环境嵌入风险不断加剧。为此，应大力提升社会系统抵御风险、治理社会风险的能力，推进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参与。吉林大学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院长邴正提出，信息文化使文化权利从垄断性走向平等，信息共享为社会民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信息传播与分享方面的阶层平等，打破了传统社会分层的边界。人工智能发展推动新的社会分层的调整，在中国，网络技术正在改变传统的经济模式。网络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提醒我们注意相应的社会冲击。

　　在数智时代，智能算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组织的不同领域，对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与权力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胡荣表示，在算法权力的影响下，社会组织结构逐渐趋向扁平化，社会组织的功能趋向模块化，传统社会组织的边界渐趋模糊化。在数智时代，算法权力既改变了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也调整了组织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关系。

　　社会学亟须实现创新突破

　　面对智能技术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颠覆性冲击，社会学亟须在理论与方法层面实现创新突破。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张翼认为，中国又一次站在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的交汇点，技术革命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新对象，同时也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社会学同仁应该看到，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重构整个社会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结构。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谢寿光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变，催生智能社会科学领域。智能时代社会调查是核心产业和资源，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数据支持，是社会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大数据+智能化”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南开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提出，在社会治理中跳出传统思维方式，采取多种合理有效的措施，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变革社会治理方式，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当前，智能化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需要在树立数智化的治理理念、强化精准服务、促进深度参与三方面下功夫。

　　从人工智能推动我国社会政策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积极探寻出发，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产生AI型结构性过剩，社会政策在应对AI型结构性过剩上应作出社会政策调整。人工智能在加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方面有一定优势，可以利用AI技术广泛收集和分析社会政策实践，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理论建模与验证以及预测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刘少杰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风险主要呈现出总体性、深层性、强烈性、国际性特点，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总体变迁，化解风险的有效途径是沟通对话与交流协商。

　　人工智能背景下，社会学创新人才培养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钟涨宝表示，社会学创新人才培养可以采取重构课程体系与更新教学内容、提升教师队伍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教学需求的能力、促进学生技术素养和强化伦理意识与批判性思维培养等应对策略。

　　会议由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