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人才流动、全球人才竞争是当今和未来人才培养的重要特征。全球化在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塑造并改变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高等教育被全球化的浪潮卷入到一个全新的开放环境中。正如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所说，“全球化是21世纪的关键现实，已经深刻影响了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大学和政府为应对全球化而实施各种政策和计划的行动”。段世飞所著的《国际精英：美国顶尖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一书，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美国顶尖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历史演进、实践模式以及内在逻辑。该书本质上反映的是知识生产范式从民族国家框架向全球网络体系的嬗变过程，这一嬗变既遵循了库恩所揭示的范式革命普遍规律，又凸显出高等教育作为文化权力载体的特殊属性。

　　范式演进：美国顶尖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历史脉络

　　美国顶尖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历史演进折射出高等教育与国家发展之间复杂而深刻的互动关系。这段历史不禁触发读者思考：当我们将人才培养置于国际化视野下时，究竟在追求什么？是单纯的知识传播，还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影响力构建？

　　从最初的模仿欧洲模式到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培养体系，美国顶尖大学的国际化进程始终伴随着明确的国家战略意图。这种将教育发展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的做法令人深思。在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已不再是简单的学术交流，而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经验表明，成功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不仅需要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更需要清晰的国家定位和长远规划。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二战”后将国际化人才培养提升至国家安全战略高度的做法。这种危机意识下的教育变革，展现了高等教育应对时代挑战的独特价值。当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内涵与意义。当数字技术打破地理界限，当多元文化碰撞日益频繁，传统的国际化模式是否也需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真正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不应止步于技术层面的模仿，而应着眼于文化理解与创新能力的培养。美国经验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既要保持开放学习的态度，又要坚持自主创新的精神；既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又要立足本国实际需求。这种平衡与取舍，正是每个国家在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核心命题。

　　三维解析：美国顶尖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具体范式

　　该书的核心贡献在于提炼出美国顶尖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三维范式”，并深入分析了其运行机制。这一模式的价值理念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特征：美国一方面标榜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又隐含着文化输出的深层意图。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培养方案为例，课程设置强调“全球治理”，但细究案例教学的内容选择和价值导向，不难发现其中渗透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这种理念上的张力，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普遍困境——如何在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同时避免文化霸权。

　　从实施机制来看，美国顶尖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构建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网络。富布莱特项目等政府资助计划、企业主导的国际实习项目、高校自主的课程国际化举措，形成了一个立体化的支持体系。多方参与虽然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但也带来了目标协调的挑战。不同主体间的利益诉求并不总是一致，政府关注国家安全利益，企业追求人才即用性，而大学则更看重学术价值，这种差异导致在具体实践中常出现微妙的博弈。

　　在培养方案的执行层面，美国顶尖大学将专业能力与全球素养有机融合的做法颇具借鉴意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全球核心课程”设置尤其值得关注，它不是简单地增设国际关系课程，而是将全球视野融入各学科的基础教学中。这种设计反映了美国高校对“国际化”概念的深层次理解，国际化不是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思维方式的根本重构。然而，这种模式对师资队伍的质量和课程体系的灵活性提出了极高要求，其背后的资源投入和组织变革往往容易被忽视。

　　批判与启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与本土化诉求的双重夹击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该书深刻地揭示出，国际化不是简单的模式移植，而是一场涉及教育理念、文化认同与制度创新的深刻变革。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应首先警惕“新殖民主义”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大学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不能简单复制西方模式，而需立足本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话语体系。我国应在借鉴吸收美国顶尖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经验的基础上，创建独特的一流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范式、理念、框架和规范。

　　其次，应加强“深度国际化”而非“表面国际化”。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存在重形式轻实质的倾向，将国际化简单等同于留学生规模、英语课程或国际合作数量等量化指标。这种“表面国际化”虽能提升高校国际化排名，却难以培养学生真正的全球胜任力。深度国际化应当超越指标思维，着力提升学生的跨文化理解力、全球问题解决能力和伦理责任意识。通过创设深度跨文化对话的校园环境，培养既扎根本土又胸怀天下的国际化人才。

　　美国“政—产—学”协同模式的成功，揭示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系统性特征。但中国的制度创新需要立足本国实际：政府应当扮演战略引领者角色，而非具体操作者；企业要超越功利主义思维，真正参与人才培养；高校则需保持教育定力，避免在市场化浪潮中迷失方向。最理想的模式是构建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各方既各司其职，又能形成合力。

　　在讨论国际化时，我们常常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要么全盘西化，要么故步自封。实际上，国际化与本土化并非对立矛盾。中国高等教育应该追求“全球本土化”，在全球视野中定位本土价值，在本土实践中回应全球挑战。这种辩证思维，或许能帮助我们走出一条独特的国际化之路。

　　该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翔实的案例分析和理论建构，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批判性视角。在全球思潮剧烈震荡的今天，或许我们更需要的是放下“追赶者”的焦虑，以更从容的姿态构建既能融汇人类文明精华，又能滋养本土文化根脉的教育生态。中国高等教育需要吸收美国顶尖大学的经验，但更应该超越其局限，探索一条真正包容、平等、可持续的国际化路径。

　　（作者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