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既构成了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在组织内部广泛使用。技术塑造了科层体制。当前，数字技术给科层体制带来革命性变化。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情境和治理性情境推动政府更加重视利用数字技术。中国是多层级的单一制行政体制，并存在一定空间差异，导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长期困扰政府，这一结构性情境塑造并影响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复杂的治理情境，新现象、新需求、新问题不断出现，这要求治理主体摸清和掌握快速变化的信息，从而有效应对。在双重情境之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治理投入和使用。因此，在当前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对组织有着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一是数字治理与组织变革。传统的科层体制运作是一个自上而下、较为封闭的层级权力结构。数字技术具有开放共享的特征。信息流在组织边界内外的流动方式将推动组织变革。数字治理中信息传递的多方位、跨地域性、去中心化、去时间性以及互为主体性等特性，打破了科层体制层级固化的传统，改变了以往自上而下的命令式信息传达方式。信息交换和信息传播的新形态成为新的驱动力量，信息均质化流动拉近科层制各层级的距离，模糊了组织上下层边界。例如“互联网+政务服务”越过中间层级实现数据共享，打破信息垄断和不对称，推动组织结构扁平化发展。扁平化组织变革一方面有利于部门协同治理，一体化政务平台和政务数据的开放共享打破了数据孤岛，数据的互联互通又打开了闭环的组织界限，进而改善部门林立的组织状态，促进组织间协同。另一方面有助于组织层级精简，在不完全改变总体运作的基础上适度缩减管理层次，实现信息跨层级传递，基层政府采集和处理行政事务的信息能直达中央政府，中间层级的作用被削弱。

　　二是数字治理与人力资源。数字治理技术使全社会资源要素重新配置和优化，提高组织活动效率。当数字技术被广泛地运用于组织内部，将会重新定义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一方面，数字技术替代部分人力工作；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重塑人力资源结构。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看到数字治理与人力资源整合能提升政府效能。首先，数字技术增强了对海量数据的分布式挖掘和洞察能力，能高效处理数据信息，简化了工作内容和审批流程，降低了人力投入和组织管理成本。其次，可靠透明的数据、准确流畅的程序以及科学合理的决策过程，能消除冗余功能，减少重复工作和官僚主义行为，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如今，智能技术还能直接辅助或替代人工完成某些政务工作，大幅度节约时间和劳动力成本。数字治理通过快速获取信息和智能演算分析，对人力资源运转、配置和未来发展进行预测，进而快速响应、及时调整、有效执行，以应对外部治理环境带来的组织变革与挑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有探索性的研究，但仍有待更深入讨论。在私人部门，传统的“机器换人”发展到“AI换人”。这一点在公共部门也会持续演进，不断带来值得学术界关注的新现象和新问题。

　　三是数字治理与行政负担。虽然数字治理对政府科层体制和组织变革有着重要作用，但我国的压力型体制与数字治理之间仍存在着制度张力。数字治理能显著降低民众和企业办理事务的行政负担，如正在推进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就高度依赖于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可以降低行政负担是主流观点。但在行政组织内部，数字治理也有可能增加基层负担。目标责任制是激励地方政府提升效率和完成任务的一种治理方式，数字技术就是一种辅助手段。然而，在目标设置和监督考核中，两者的组合有可能衍生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使治理掉入“表面数字化”的陷阱。基层人员为完成上级任务和指标考核，频繁地在各类数字平台上打卡、填数据和表格，有时甚至会追求数字治理政绩与数字治理创新，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凸显互联网工作量，导致工作负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过度数字化现象，带来“内卷化”的行政负担。在数字治理的浪潮中，我们需要警惕，地方政府愈发依赖新兴数字技术，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去建设电子政务，但是否能够实质性地改善公共治理效果，值得进一步关注。最后，还需要警惕技术至上的运行理念。大数据虽提高了行政效率，但也冲击着传统的行政伦理，导致行政责任模糊和问责困难。

　　四是数字治理与绩效考核。绩效考核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工具，其核心问题是绩效信息的测量和获取。首先，数字治理的优势在于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收集、储存、处理和使用分析各种数据信息。数字技术从互联网、移动终端、物联网等平台收集海量数据，并搭建算法模型进行分析，使绩效管理更加精准高效。其次，数字治理搭建了多元参与的平台，使绩效管理更加开放透明。以往政府绩效评估需要提前采集和统计数据，并在政府内部处理。数字技术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数据的实时更新，提高信息的可视化和公开程度，让全社会可以随时监督政府动态。同时，在数字化平台的连接下，公众也能广泛参与绩效管理，直接表达意见和评价。最后，数字技术使得所有数据信息处处留痕、可见可查，使绩效管理更为真实可靠。数字治理有可能产生过高的绩效考核压力，如何保障基层人员的工作士气也值得关注。

　　五是数字治理与组织行为。数字技术变革对组织行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正深刻改变组织行为模式。数字治理有助于实现广泛可行的协同治理。数字化手段促进组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协同合作。数据赋能改变以往组织间条块分布和彼此独立的不良状态。数字平台的扁平沟通以及政务数据的公开共享，促进了多元主体间的沟通交流，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与此同时，“数据驱动行为”成为组织行为的重要特征。政府通过数字技术构建“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的机制，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创新，使政务服务更加集成化、标准化、精准化、便利化和协同化。大数据还带来了监管方式的创新，通过数据的自动产生、实时搜集、开放共享、深度学习等，使监管行为更加全面、动态、智慧与精确，在环境监管、廉洁建设等领域成效显著。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不断涌现，数字技术为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治理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数字治理的组织议题研究回应了当下中国的结构性情境和治理性情境。围绕数字治理开展组织变革研究，不仅契合时代主题，更有助于总结中国之治的关键特征，有助于知识积累。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