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清俐  张杰 

　　4月26—27日，“郭沫若与中国史学百年历程”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开封举行。会议旨在深入探讨郭沫若史学思想，回顾总结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系统梳理我国史学百年发展轨迹，对我国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与深入剖析，推动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与会学者聚焦文史视野中的郭沫若研究，中国史学百年历程变迁，出土文献与古史研究的新视角、新路径，反映了当代学界对老一辈奠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多方面推进。这是近年来以史学为中心探讨郭沫若研究的一次盛会，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近百位学者参加会议。

　　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境界

　　郭沫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其贡献深刻影响了中国百年史学的理论构建与发展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卜宪群提出，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首次提出中国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说，并通过考察物质生产条件的变化，划分出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具体时间，即“古史分期说”。这一理论不仅填补了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空白，更以科学方法论证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共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学理基础。

　　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核心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越认为，郭沫若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等新材料的释读、掌握和使用而不断研究、修订、调整自己的古史分期观点。与会学者认为，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成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构建了中国社会形态理论，推动了历史学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 

　　郭沫若对史学性质的界定同样具有革命性，他强调历史学是“以人为主体研究对象的学科”，并始终将“为人民研究历史”作为核心任务。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教授晋文认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构中国古史框架，通过引用传世文献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使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标志性著作。 

　　郭沫若始终强调“站在人民立场研究历史”，这一理念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首席专家田澍视其为“集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于一体的史学名篇”。他认为，该文通过分析明末农民起义的失败，揭示了“脱离人民必致政权倾覆”的历史规律，以“人民本位”视角总结明亡教训，这种将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结合的路径，为历史学赋予了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 

　　跨学科探查郭沫若学术贡献 

　　郭沫若的学术成就跨越文学、历史、古文字学、书法等多领域，“通”字精神贯穿始终。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蔡震认为，郭沫若的“通”既是纵向的历史贯通，也是横向的学科融合。他在文学创作中融入史学思维，在史学研究时注入文学想象，开创了“文史互通”的独特范式。例如，其历史人物研究常以“情景再现”手法呈现，如对王阳明、曹植等人的论述，既具学术深度，又富文学感染力。这种跨学科实践打破了现代文学与历史写作的界限，形成“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融合”的学术特色。 

　　郭沫若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贡献仍需深入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魏建提出，未来应在如何定位郭沫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多方位贡献、如何认识郭沫若对五四文学革命的贡献、如何开掘郭沫若在中国诗歌史（而不只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贡献、如何把握郭沫若对中国现代历史文学的贡献、如何理解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发挥的旗帜作用等问题上着力深化。 

　　在古文字学领域，郭沫若开创了“以字辩史、借史鉴今”的研究模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继凯提出，郭沫若对甲骨文与金文的系统考释，不仅推动了古文字学的现代化转型，还深刻影响了他的书法艺术。这种“书文互助”的实践，体现了郭沫若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与创新。 

　　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

　　郭沫若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治学精神、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和成就是中国百年史学的宝贵遗产，值得当代学术界继承和发扬。 

　　在方法论层面，郭沫若主张“实事求是”与“史料批判”。他提出史学研究需分三步：广泛占有资料、科学整理史料、辩证运用史料。他反对“以论带史”，强调“没有史料固然不能研究历史，专搞史料也绝不能代替历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博提出，郭沫若将考古资料与文献结合，倡导“物归其境”的研究理念，即通过恢复器物的原生使用情境，“透物见人”“以史论物”。这一方法不仅推动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深度融合，也为中国古典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范例。

　　郭沫若的史学研究方法至今仍具启发性。郑州大学教授袁延胜以郭沫若对《诗经》史料的运用为例，揭示其“动态修正”的治学态度，提出其严谨治学的态度为当代学者树立了典范，尤其是在处理碎片化、虚实交织的文学史料时，郭沫若提出的“鉴别—分析—反思”流程仍具有指导意义。

　　在史学文风上，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振宏呼吁重拾郭沫若的“流畅与通透”。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优美语言解读《周易》《诗经》等典籍，“连非学术读者都可读懂”，与当今晦涩枯燥的学术写作形成鲜明对比。李振宏认为，这种文风源于郭沫若对历史时代的整体把握与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其“融化文献后的自我表述”模式值得当代史学工作者借鉴。 

　　在老一辈学者的奠基性事业基础上，中国百年史学在当代学者的努力下不断开拓深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顺洪通过分析殷商卜辞中“众”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深化了郭沫若曾提出的“殷代是青铜器时代和奴隶社会”的认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李均明通过对出土文献中“爰书”的讨论，丰富了学术界对自先秦以来文书制度演变规律的认识。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古典学如今已成为一门显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谢乃和认为，中国古典学应重视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以释字为基础的将出土资料和古代典籍相互印证的“新证”法，还应重视大古典学研究所需的理论指导和跨学科方法，以加强对中国古典文明各个方面的总体或整体研究，重视交流互鉴视野下的中外古典文明比较研究。 

　　会议由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河南大学共同主办，郭沫若纪念馆、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通史研究室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