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多边是一种自主灵活的国际合作路径，比单边主义更注重盟友及伙伴的作用，比多边主义更强调同质性和排他性。早在20世纪，小多边的概念被首次提出，指代通过非正式组织安排就特定议题寻求协调政策和解决问题的合作形式。彼时学者研究的主要是多边组织或大型谈判内的小范围合作。进入21世纪，尤其是美国“重返亚太”以来，小多边合作逐渐从安全领域扩展到经贸、科技领域。在此背景下，与小多边相关的研究成果愈发丰富。

　　小多边研究的特点及争论

　　小多边研究呈现鲜明的实践驱动特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不同类型国家出于多样化的动机驱动了多元化的小多边合作，而现有对联盟、安全合作、经贸谈判等现象的理论解读不足以覆盖新形势下的小多边合作实践，因而激发了学术界的全新探讨。

　　现有研究往往基于“一些现象属于小多边实践”这样的共识开展探讨，但对于小多边本身的内涵却有较大争论。一是在成员数量上，既有学者将小多边认定为包含3个或4个成员的非正式倡议，也有学者认定它为涵盖3—9个国家的合作关系。为何界定这些数量？成员超过4个或超过9个，将对合作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实质影响？既有研究成果并未在逻辑上提供具有信服力的解释，相反，它们更接近对小多边合作实践的共性归纳。然而，随着实践不断变化，新现实的涌现可能会挑战小多边既有的定义。二是在形式特征上，一般研究认为，小多边属于灵活、松散、自主且约束力较小的合作关系，因此得以规避多边制度的僵化，对成员极具吸引力。然而，被广泛视为小多边合作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却不符合这些典型特征。美英澳在核动力潜艇等敏感领域紧密合作，达成的协议限制了澳大利亚的自主性，对它具有强制约束力。这种异常案例的出现，使小多边研究的理论阐释难以避免模糊性。

　　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现有研究对小多边的界定往往基于它与多边主义的差异比较。然而，多边主义本身就呈现复杂性特征，且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出现多样化的演进。鲁杰和基欧汉认为，多边主义是严肃的，成员需遵守有极强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并不会因特殊情况或反对意见而改变。但是，这种论断一旦迁移至最大且最具包容性的多边平台——联合国，便难称恰当。鲁杰设想的多边主义三原则——普遍的组织原则、不可分割性、扩散的互惠性也缺少“空间敏感性”，并未适配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诸多多边主义实践，诸如东盟、非盟、拉共体等。正是多边主义本身存在从封闭到开放、从松散到紧密的“光谱”，由它衍生的小多边概念自然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模糊性。

　　小多边研究有待深化的方向

　　在小多边合作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小多边研究在以下方面有待深化。

　　第一，小多边的差异性有待细化。不同国家和地区推动或参与的小多边合作已经十分丰富，实践层面的高度多样性难以设置统一模式，因此，进一步细化小多边的类型研究意义显著。现有研究大多通过地区、成员或合作领域划分小多边的类型，随着跨地区、跨领域甚至全领域合作愈发频繁，这样的分类标准未必能够揭示不同类型小多边在实践中的差异。此外，小多边的功能对其演变走向具有重要影响。从功效方面来看，现实中的小多边合作或以制衡对手为宗旨，或服务于追求权力，或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抑或用于解决跨国问题的政策协调。功能差异使小多边合作呈现不同形态，也为类型研究的细化提供了抓手。

　　第二，小多边的演变机制有待挖掘。基于国际政治现实，小多边合作始终处于动态演进之中。当多组双边关系交汇形成非正式网络，便产生了小多边。小多边合作与多边合作并非泾渭分明，随着走向正式化、常态化与制度化，小多边合作也可能向多边合作转型。反之，多边合作因成员共识松动、制度规则消解走向非正式化时，也会向小多边合作演变。现有文献侧重截面研究，分析特定时期小多边合作相对于双边、多边合作的独特性，相对忽视历时性研究，缺少对双边、多边、小多边合作之间演变机制的系统性考察。引入“时间敏感性”进行动态分析，有助于厘清小多边概念的边界，在更抽象的维度揭示不同合作路径的联系与区别。

　　关系治理成为研究着力点

　　在西方流行的制度主义理论中，规则是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基本要素，规则治理是行为体互动的重要路径，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多边主义实践相契合。然而，小多边合作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西方倡导的规则治理。无论在亚太、中东还是欧洲，小多边合作更加依赖政府之间，甚至是领导人之间的非正式关系而不是正式规则，这反映了规则治理之外的互动模式——关系治理。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为理解国家互动提供了关系视角，也为分析国际合作的路径与过程提供了新的方向。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并非截然对立，它们存在各自的“成本—效益”机制，在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适用性。考察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适用条件，为分析小多边合作提供了有效可行的着力点。作为全球治理的补充路径，小多边研究需兼顾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未来，小多边研究应着力突破西方中心视角，平衡效率与包容性，以应对逆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挑战。

　　（作者系厦门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