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代中医一样，古代天竺地区的医学也是源远流长的。天竺的医学主要包括佛教医学、印度教的生命吠陀（Ayurveda）医学、尤纳尼（Unani）医学、悉达（Siddha）医学。佛教的医学知识并没有明显的神话式传承谱系，但有关佛教医学人物的书写却带有强烈的神话色彩。这是因为古代天竺文献中常常将现实社会的事件与超自然的想象，甚至是天花乱坠的幻想混杂在一起。

　　从历代传承的佛教文献（经、律、论等）、世俗著述及多种类别的图像史料来看，与佛陀同时代的天竺大医耆婆（Jīvaka，另有“耆域”“祇域”“时缚迦”等多种译名）具有非常高超的医术，成为最具神话色彩的佛门医王，被称为“童子医王”“医王活命”等。在汉译佛经中，耆婆一出生就带有神异色彩。有文献记载，月满生一男儿，颜貌端正，儿生则手持针药囊。梵志预言，此国王之子，而执医器，必医王也。耆婆出胎的时候，手中就拿着针筒与药囊，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所为，乃是“天生医王”所具备的神性。

　　耆婆长大后，到印度西北的文化重镇得叉尸罗国学医七年。出师之后，耆婆因医术高超，国内知名。第二次对耆婆的神异书写是他发现“药王树”一事。耆婆因为熟悉《本草经》，所以在王宫门外偶然发现了年轻樵夫所担柴薪中那根一尺长的“药王树”。这根“药王树”具有“从外照内，见人腹脏”的神奇功能，似乎超过了当代医学CT扫描仪和彩超的功能。耆婆获得“药王树”之后，就开始用于临床治疗。他用“药王树”照视患者的头部和腹部，发现了病症及病因，并分别采取了开脑取虫（开颅术）和破腹还肝（胸腹外科）的方法，再涂以药膏，使患者很快痊愈。“药王树”为诊断提供了切实的依据，是开展这两次外科手术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不乏与“药王树”一样能够透视人体、判断疾病的物品。梁武帝《净业赋》载：“如新磨镜，外照多像，内见众病，既除客尘，又还自性。”《开元天宝遗事》中也描述道士叶法善“有一铁镜，鉴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镜照之，尽见脏腑中所滞之物，后以药疗之，竟至痊愈”。钱锺书《管锥编》讨论《扁鹊仓公列传》中的“视垣一方”时，也注意到《西京杂记》描述的秦朝咸阳宫中的方镜能“知病之所在，见肠胃五藏”、《杜阳杂编》记载的怪石“可鉴人五脏六腑”等。这些虚拟而生的“新磨镜”“照病镜”“秦宫镜”“仙人石”与“药王树”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是古人在面对奇症怪疾束手无策之际的美好想象。

　　“药王树”也被称作“耆婆之木”。元代《月江正印禅师语录》中赞颂了耆婆作为“出世医王”的威德，充分表达了“药王树”对耆婆治愈众生痼疾的重要性。明代王世贞《刻注药师琉璃光本愿经叙》将“耆婆之木”与上古神医扁鹊故事中的“上池之水”相比。在敦煌出土的东汉张仲景《五脏论》等文献以及巴黎集美博物馆所藏宋初《张氏绘佛邈真赞》等佛教图像题跋中，多处将耆婆与黄帝、榆柎、扁鹊等大医相提并论，充分肯定了耆婆在医学史上的地位。佛教类书S.4679摘录的“医品”内容，来自《女经》中的祇域辨认出“药（王）树”的情节及其使用“药王树”的两个医案，以此来体现“耆域神验”的特色。这也可视为“药王树”故事的传播实例之一。清代戏曲作家杨潮观编撰的《救济丹方》自序中，使用了“内景洞明，上池普济”的对语。前者是指“耆婆之木”可以透照人体脏腑（内景），此意象显示了“药王树”流传时空的久远与广阔。

　　以佛教文献为中介，耆婆故事也传入了我国西藏地区，并且由佛教经典进入医学典籍与唐卡医学挂图之中，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神医符号。第司·桑吉嘉措编著的藏医名著《蓝琉璃》汉译本的跋语中，从藏文《律分别》等佛经中汇集了耆婆仅仅依靠医方明就取得阿罗汉果位的故事。其中就有耆婆获取神奇的扁担（即药树）以及多个奇妙的医案。耆婆“有识木之明，此木为一切邪魔恐惧之宝”，它“放在患者面前，患有什么病会如实知道”。耆婆多次用此物诊断，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也获得了神医的名声。这样的故事如同耆婆能“火中取子”一样，有力地推动了耆婆医学及形象在我国不同民族文化中的流传。

　　通过汉语文献和中国文化的译介，佛教与印度文化元素也流传到了日本。作为佛教医学的代表，耆婆也获得了日本民众的广泛认可。“药王树”这一重要的医学工具也出现在日本的众多文本中，并以多种图像形态呈现出来。

　　日本江户中期鹿鸣野人（都贺庭钟）通过改写《佛说奈女耆婆经》和《佛说女祇域因缘经》，撰写了一部五卷本十回的章回体通俗小说《通俗医王耆婆传》。该书第四回“王门樵中巧得药王 香闺脑里能去毒虫”就描述了耆婆获取“药王树”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通俗医王耆婆传》有一页扉画“耆媻天之像”。此画没有复杂的背景，只有耆婆童子的个人肖像。他左手拿着的那根细长的树枝既是“药王树”的图示，也是耆婆身份的一个标志。

　　高井兰山的《三国妖妇传》虽以妖狐为主角，但也以不少的篇幅提及了耆婆的经历。江户末期浮世绘画师蹄斋北马笔下的《绘本三国妖妇传》，直接描绘了耆婆从樵夫手中获取“药王树”的场景。这一场景也受到了浮世绘画师葛饰北斋的关注，他绘制了一幅《医王耆婆路途得药王树》图，充分展示了耆婆辨认药物的高超能力，正好印证了孙思邈所谓的“天竺大医耆婆”的“无物非药”理论。

　　日本森之宫医疗大学的传统医学博物馆收藏了一幅明治时代的挂轴《宇内医祖之画像》，绘制了神农（中医之祖）、大穴牟迟命（和医之祖）、希波克拉底（西医之祖）和耆婆。很显然，在此绘画语境中，以苦行者与密教僧人的混融者形象出现的耆婆是印医之祖，他握着的那根树枝就是“药王树”。可以说，此画不仅以“药王树”作为耆婆的身份象征，而且把耆婆的地位从佛教医王抬升到了天竺医祖。耆婆在日本不仅是医术高超的大医，也是宇内医祖之一，这一文化传播过程历时近千年。

　　总体来看，佛教医学史的建构所依赖的是人、物和相关的故事，其中那些带有神话色彩的文学书写，凭借超凡的虚构或想象，最能满足大众的阅读心态，从而有利于扩展其流传的时空范畴。在耆婆的形象塑造中，“药王树”并非一根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树枝，而是一件具有神奇透视功能的诊疗工具。它的神奇出场和临床运用，使耆婆逐渐从一名普通的佛医成长为佛门医王，乃至“长命天神”，并晋级为宇内医祖之一。从文化叙事的角度来说，“一根灵木”的意义可谓重大也！

　　（作者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