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乃万物之灵。作为个体，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必经的生命历程；作为群体，生死轮回，连绵不绝，人类得以繁衍生息。无论古今，人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始终是人类不断思索的亘古命题。自然而然，墓葬作为人的死亡归宿与安息之地，成为认识人类、解析人类社会的一把关键钥匙。在古今中外的各类墓葬形态中，中国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的墓葬文化，是时空坐标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是一个显著而独特的文明标识。崖墓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一种较为特殊的形式，两汉时期盛行，魏晋时逐渐衰微，主要集中分布在巴蜀地区。崖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考古、文化与艺术价值，汉晋时期崖墓石刻画像的题材、图案与技艺，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与艺术成就。

　　洞察古代社会的窗口与文明发展的缩影

　　崖墓，即古代开凿于山崖或岩层中的墓葬，多建于山地环境，沿江河、依山势开凿。汉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受战乱影响，大量移民迁入巴蜀，土洞穴葬习俗也随之传入。崖墓最早出现于西汉晚期，东汉晚期广泛盛行，以川渝巴蜀地区为中心，向陕南、鄂西、湘西、黔西、滇东北等周边地区辐射，分布广泛。崖墓开凿于红砂岩中，红砂岩的物理特性使其易于腐蚀，历经两千多年，洞穴和崖墓石刻画像能保存下来实属不易。西南地区现存的汉晋时期崖墓数量庞大，迄今已发现超30万座，且遗存有大量石刻画像。

　　崖墓石刻画像在古代墓葬文化中特色鲜明。其出现于西汉，东汉较为盛行。石刻画像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涵盖仕宦、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历史神话故事、祥瑞天象等类别。雕刻技法多样，包括高浮雕、弧面浅浮雕、平面浅浮雕、阴线刻、减地平面阳刻、透雕等。崖墓的修建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与技术，既体现墓主家庭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也反映汉晋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这些石刻画像生动呈现了汉晋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直观体现。例如，四川郪江有手拿武器的私人部曲石刻画像、墓壁雕刻的仓廪、“渔归”图、“带犬猎鹿”，乐山麻浩的“垂钓石刻”，江津的“拉弓射猎”等图像，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与生产生活状况。通过这些崖墓石刻画像，以物观史、以微见著，透视“崖墓微社会”解析汉晋大社会，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多样性与独特性。

　　传统文化的物化再现

　　自汉初推行“黄老之术”以休养生息，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儒、道、释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支柱。这一思想格局在汉晋崖墓石刻画像中得到充分体现，同时在“西南夷”地区与儒家家族文化、道释仙佛文化、汉族厚葬文化及少数民族简葬文化相互交融。乐山地区的崖墓石刻画像堪称典型，其中荆轲刺秦王、董永侍父、孝孙元觉等故事反映出汉代社会以忠和孝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观念，这些观念本质上可归结为“仁义”，体现了当时巴蜀社会对历史典范人物的尊崇和对传统孝道理念的生动诠释。

　　升仙题材如伏羲、女娲、鱼、熊、男女戏图等，以伏羲、女娲这对人首蛇身的创世神祇为核心意象，其交尾造型隐喻阴阳交合与生殖繁衍，借助鱼、熊、男女戏图等具象表达，将对肉体生命延续的追求升华至对死而复生的终极探索，这种图像在墓葬空间的反复出现，实质是将世俗生存焦虑转化为对永恒存在的信仰实践。在一些崖墓中，伏羲女娲的形象被刻画在墓室顶部的显眼位置，周围环绕着象征祥瑞的云气纹和各类仙禽神兽，营造出神秘而神圣的氛围，表达了墓主对升仙的强烈渴望。

　　不同地区崖墓的石刻画像所蕴含的文化元素存在显著差异。乐山崖墓融合了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元素，柿子湾崖墓更是呈现“一墓三家”的文化共存现象。这种文化传播的不均衡性与当地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底蕴密切相关。在成都地区，出土的镇墓神、西王母画像石棺等道家文化器物，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反映出当时道家文化在当地的深厚根基与广泛影响。而在泸州地区，车临天门画像石棺、车马出行西王母图画像石棺、董永侍父画像石棺等，将儒家的孝道观念与道家的神仙信仰巧妙融合，体现了当地独特的文化风貌。

　　此外，川东南地区的崖墓受川西、川中地区崖墓以及云贵地区少数民族崖洞葬、悬棺葬的双重影响。以“门阙”石刻为例，泸州市崖墓门阙及各类神话人物、神兽石刻丰富多样，而贵州习水崖墓因经济文化限制，内部构造简朴，石刻以文字为主，画像内容单调、刻画粗糙，不过习水河沿岸崖墓阴刻线手法与川东南地区相似，体现出地域文化的相互影响。这种文化的交织融合，在云贵川交界地区既反映了文化的差异性与文明发展的不均衡性，又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泸州市的崖墓中，门阙的雕刻风格大气磅礴，装饰有精美的朱雀、玄武、饕餮、玉兔等神兽造型石刻，展现出高超的雕刻技艺与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贵州习水的崖墓，虽因条件限制在石刻艺术上相对简陋，但阴刻线手法的相似性表明其与川东南地区存在文化关联，体现了不同文化在交流互动中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民众精神诉求的艺术表达

　　汉晋崖墓石刻画像展现出卓越的艺术水准，诸多作品成为中华文明艺术宝库中的瑰宝。石刻画像承载着当时的社会信仰与艺术追求。四川长宁七个洞崖墓中的瓜、鱼及伏羲女娲画像，蕴含着多子多福、生命繁衍等寓意，体现了民众对生育与生命延续的重视。西王母、伏羲女娲、神兽等图像，表达了墓主追求成仙、福泽后世的愿望，深受汉晋民众推崇。中江塔梁子崖墓内的宴饮画，生动描绘了墓主人及家庭的宴饮场景，伴随“南阳尉”等职官信息，既展现了当时百姓的生活情趣，又为解读墓主身份提供了关键线索，反映出当事人对生前生活的眷恋与对死后世界的遐想。宴饮画中，人物的神态、动作各异，有的举杯畅饮，有的谈笑风生，身旁的仆人忙碌服侍，生动再现了汉晋时期宴饮享乐的热闹场景，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阶层差异。

　　崖墓石刻画像的装饰图案，如联璧纹、菱形纹、鸟鱼图、钱纹、云纹、山形纹、柿蒂纹等，多镌刻于门楣、梁头和房檐等部位，作为汉画像石艺术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雕刻技法与审美取向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以浅浮雕与线刻相结合为主，浅浮雕通过阳线勾勒轮廓、阴线刻画细节营造层次感，高浮雕运用深度铲地工艺塑造立体造型，增强空间纵深感。在一些崖墓的门楣雕刻中，浅浮雕与线刻的结合运用达到了极致，通过细腻的线条刻画人物的面部表情、服饰纹理，再以浅浮雕突出物体的立体感，使画面生动逼真。艺术风格层面，呈现疏朗布局与写实转向的双重突破，构图上大量留白与粗放线条打破原始美术的抽象装饰传统，形成独特视觉张力；在审美上，东汉时期的作品逐渐从象征主义向写实主义过渡，人物动态、建筑结构等具象化表达与南阳画像石的现实主义风格相呼应，崖墓壁画更是通过生活场景细节实现艺术语言从神秘象征到世俗叙事的转变。例如，一些东汉时期的崖墓壁画描绘了市井生活中的各种场景，如集市上的买卖交易、街头巷尾的人物往来等，这些画面以写实的手法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体现了艺术风格的转变。

　　中国西南地区作为崖墓文化的核心区域，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汉晋崖墓石刻画像所呈现的丰富性、多样性与独特性，为中华文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它不仅是古代工匠智慧与艺术创造力的结晶，更是一部镌刻在岩石上的文明史诗，将中原礼制、巴蜀信仰、移民记忆与边疆风貌有机融合，深刻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强大生命力。在当代社会，深入研究崖墓石刻画像艺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历史文化支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中国西南地区汉代崖墓资料收集整理与保护研究”（23VJXG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重庆市江津区博物馆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