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王国维先生在文科教育规划中，将“历史哲学”明确列为“史学科”的核心科目之一，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先辈们对历史哲学的高度重视，更为后世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方朝晖表示，中国人的“历史”概念与西方不同：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人、印度人对普遍精神及其自由本质缺乏自觉，因此“没有真正的历史”；而在中国人看来，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不需要以精神摆脱物质为目标或归宿，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出现充分证明，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是对尘世、人事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记载。

　　“历史哲学的独特价值是它既非单纯的事实描述，亦非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对历史进程中精神表现的辩证理解。”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程志华提出，牟宗三的历史哲学以独特的理论架构和深刻的哲学思考，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路径。

　　“所谓历史哲学是与历史学有关的哲学思考，旨在探讨历史的模式与意义（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学的性质与方法（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写作的结构与规律（叙事的历史哲学）等问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俊表示，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虽是历史叙事，但其目的却在哲学表达，通过重构过去，为当下、后世提供基于历史的人类路标。

　　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赵金刚看来，经典作为文明的载体，对后世的个体进行塑造，而个体在阅读经典和参与历史实践的过程中，又不断对之丰富和发展。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机制。理解这种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明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也为我们如何传承和发展文明提供了有益启示。

　　会议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