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国际关系学”蓬勃发展及“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理论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构建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体系，已成为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作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诸学派中的代表之一，中国学派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摆在众多中国学者面前一项意义深远且极具挑战性的使命。郭树勇教授创作的《从文化天下主义到文化国际主义——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理论概念嬗变及当代转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通过审视文化天下主义理论概念的由来、演变规律及其当代阐发，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理论所蕴含的现代生命力，为完善和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注入了新的思想源泉。

　　文化天下主义的历史嬗变：从先秦到近代的思想观念体系

　　该书第一编以“文化天下主义”为切入点和核心线索，立足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实践以及治国方略，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概念体系的由来及演变脉络。书中旁征博引，以丰富翔实的经典文献和史实为支撑，对文化天下主义展开了细致精当的阐释。这不仅让读者清晰地洞察“变化”的文化天下主义中“不变”的核心要义，还能使读者更为直观地体悟古代中国外交哲学和政治文化的治世智慧。作者指出，文化天下主义作为一个纵贯数千年历史长河的动态思想体系，在古代中国国家统治合法性和对外关系哲学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理想性、实践性以及历史性的有机统一体，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外交实践的调整以及历代王朝统治精英偏好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各异的内涵与形态。

　　天下观念体系发轫于风云激荡、思想争鸣的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各具特色的天下观，蕴含着对理想天下秩序的多元想象和政治追求。其中，儒家最积极主动地推行以“仁”为核心的文化政治观和文化天下观，成为文化天下主义的引领者，并在后世取得了显著成效。秦汉时期是文化天下主义走向系统化的关键阶段。此间，帝国与边疆政权的关系治理实践构建起了“大一统”的天下秩序观，修文德以“致天下”的和平主义理念逐渐成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夷狄关系的治世原则。隋唐时期堪称文化天下主义进化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对外关系的文治武功卓有成效，统治者多遵循文化标准而非以种族或语言来区分夷夏，同时致力于以文化包容与战略克制来践行德化天下的理想。宋明时期，中原王朝面临边疆民族的挑战与冲击，不同政权所秉持的天下观，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天下主义的内涵。至清朝中后期，中国的天下体系和天下秩序遭到西方世界的激烈且持续的冲击。最终，在古代中国向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转变过程中，古代文化天下主义被迫退场，再经批判和扬弃后，又演变至文化开放主义。至此，天下主义让位于国际主义，中国在对外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上也开启了全新的篇章。

　　该书第二编通过挖掘古今优秀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中所潜藏的丰富智慧，稽考了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概念”。从概念溯源、概念诠释再到概念应用，作者犹如抽丝剥茧般，分别对先秦时期的17个、汉唐时期的11个、宋明时期的7个与世界秩序、外交伦理、对外战略、地缘政治紧密相关的概念展开细致解读。从先秦时期的“礼治”“王道”“不争”，到汉唐时期的“羁縻”“朝贡”“正统”，再到宋明时期的“阴阳”“理”“气”“心”，作者通过文本细读还原了中原王朝对多元文明共存的创造性思考，勾勒出古代中国宏大的“天下之治”观念和外交哲学思想体系。这些概念看似分散，实则蕴含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巧妙地串联起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脉络，引导读者透过概念的产生与演变，理解古代中国处理“政权间关系”的智慧与方案。以“夷夏”概念群为例，先秦时期“华夏”与“四夷”作为一组地缘政治概念；随着汉代时期国力强盛，“夷夏”则与世界秩序相关联；宋代“华夷”观念则愈发凸显“中国”的意向。此外，书中梳理“和”“中”“义与利”“诚”等贯穿千年的核心概念，展现了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中的世界观、战争观与和平观，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引领国际社会变迁提供了历史镜鉴。

　　文化国际主义的当代阐发：古代概念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该书最具创新性的贡献在于第三编对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概念的当代阐发，着重回答了在开篇处提出的“中国古代的天下主义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吗，多大程度上能与不能，应当如何待之”三大问题。作者聚焦“和合”“圈序认同”“扶助”三大核心概念，构建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桥梁，辩证地看待文化天下主义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学派建设的意义。

　　作为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独创，“和合”文化凸显了“天人合一”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华社会秩序文化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其承载和传递的和谐思想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倡导“整体论”“共存论”“克制论”等治世理念，为理解中国传统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与价值支撑。在“圈序认同”概念中，作者从古代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朝贡国际体制及其在中国外交的历史显像谈起，揭示了其作为古代中国对外交往主流思维模式的内涵与逻辑，即处理外部世界关系的文化中心意识和礼治序列。相较于西方观察世界的“二元认同”或直接称之为“二元对立”的思维，东方的“圈序认同”长于求善，体现了寻求“心”认同的伦理本位，是一种以动态、辩证文化视角来划分世界的进程，旨在追求天下归仁的渐次礼治与圆融和谐。“圈序认同”的丰富内涵对于推动国际政治文化多元发展、促进全球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建设和谐世界政治文明和世界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借鉴价值，但同时也需要谨防其潜在的不平等逻辑可能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构成挑战，应辩证对待、合理吸收。“扶助”这一政治社会学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具体表现为“扶助外交”。扶助外交主要是由大国或国际组织主导施行的道义政治行为，具有鲜明的他助性质与利他导向。基于中国、俄罗斯、欧盟、联合国扶助外交演变历史，作者总结了这四大行为体在扶助外交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各自特征，指出扶助外交体系存在大国扶助局限性、欧盟安全扶助依附性及国际权威层级问题，并探讨了重构国际扶助模式的可能性。

　　在该书尾章，作者指出，文化天下主义作为一种经过历史复杂演进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和概念体系，积累了丰富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与智慧，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然而，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文化天下主义面临实践主体性缺陷和对外交往的文化误读两大困境，“国际主义”这一话语或许更契合当前国际关系现实。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需重新发掘和整理中国优秀传统外交文化资源，通过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炼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治理智慧，从而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启示。

　　总之，这部著作以概念梳理为经、思想演变为纬，给读者编织出一幅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动态谱系，既是对“文化天下主义”的历史溯源，亦是对“文化国际主义”的创造性阐发。在文明冲突沉渣泛起的今天，这种立足文明本位又避免文化优越主义的理论探索，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彰显了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责任担当。该书以概念为依托的理论阐释方法，成功地将宏观理论具象化，有效地增强了内容的学理性、逻辑性和可读性，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作者在书中以史为据，以层层递进的叙事方式，清晰地揭示出文化天下主义在不同朝代中的具体表征和发展规律，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文化资源，同时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知识生产“碎片化”与“功利化”现象盛行的数智社会中树立了思想深度与学术定力的典范。

　　（作者系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