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杰  张清俐  陈炼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明确了路线图和施工图，为我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擘画了战略蓝图。《规划》有哪些亮点？如何扎实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通过他们的思考与研究，探索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未来路径。

　　《规划》着眼2027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三个时间节点，系统部署了农业强国建设不同阶段的战略路径和重点任务，旨在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城乡融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必良告诉记者，《规划》首次明确了“三步走”时间表：到2027年，农业强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到2035年，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农业强国全面建成。这一目标体系既是短期攻坚与长期布局的结合，也体现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一体推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农业强国建设是长期目标，与国家整体战略相匹配，按照2027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三个时间节点分阶段推进。2027年重点在于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和治理，同时保障粮食安全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2035年需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和农村生活条件；本世纪中叶实现建成农业强国的最终目标。

　　“《规划》把2027年、2035年、本世纪中叶作为三个关键时间节点，是对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的考虑。”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祖辉表示，把2027年作为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有两层含义。其一，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农业强国到2027年，是党代会的五年周期，把它作为农业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具有重要意义。其二，用五年时间检视农业强国建设是否取得明显进展是恰当的。而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这两个时间节点及其目标要求，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现代化进程的后两个时间节点与目标要求是一致的，进一步表明了我国农业强国建设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和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具有高度关联性、目标一致性。

　　《规划》明确的三个时间节点，体现了战略部署的系统性和递进性。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宣国表示，三个阶段性目标，既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基础，也与国家现代化总体进程相衔接。这种分阶段推进的路径设计，增强了政策执行的紧迫感，有利于统筹资源、动态调整，尤其为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框架。此外，明确时间节点也是对国际农业竞争格局的主动回应，通过倒逼机制加速补齐短板，抢占全球农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

　　“三个时间节点的设定有内在依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黄振华表示，2027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分别代表了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短期、中期和远景目标，符合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发展阶段。通过贯彻落实《规划》方案，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短期和中期目标，并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建成农业强国的远景目标。

　　《规划》提出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七方面重点任务。在这一全面部署中，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如同农业强国建设的“一体两翼”，构成协同推进的总体布局。在当前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的关键节点上，如何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协同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规划》明确提出“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这一顶层设计揭示了农业发展与农村全面进步的内在逻辑。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院长艾连中认为，农业现代化聚焦科技支撑、产能提升和绿色转型，而农村现代化涵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的全面提升，两者“相互成就”。如果农村的教育、医疗、生态等公共服务存在短板，农业现代化成果将难以持续；反之，农村现代化的推进也需要农业现代化提供经济动能和产业支撑。

　　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不仅有助于提高两者的效率，还能避免单一推进带来的发展失衡问题。黄祖辉进一步阐释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辩证关系。农业现代化是全产业链、多功能农业的现代化，而农村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协同发展，是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两者既互相促进，又互相约束。

　　黄振华从农业强国建设的整体框架出发，强调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的内在关联性。农村是农业的空间载体，农民是农业的主体，三者密不可分。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强国的基础，脱离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将难以实现。《规划》提出“高质量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正是将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统筹起来，形成良性互动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罗必良从《规划》的顶层设计入手，分析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协同推进路径。《规划》的部署，既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农业硬实力，又通过制度优化和公共服务完善增强农村软实力。这种“双轮驱动”模式符合农业强国建设的客观规律，也为破解“三农”问题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农业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而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制度保障与内生动力。两者目标一致、过程统一，唯有协同推进，才能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全面跃升。

　　徐宣国认为，《规划》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并重，意在打破“单兵突进”的局限。例如，通过乡村建设行动改善人居环境，可以提升农民从事现代农业的积极性；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激活资源，能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未来，应以县域为单元统筹规划，如在粮食主产区同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村庄公共服务配套，实现“田丰村美”的协同效应。

　　在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各地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形成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模式。《规划》提出分类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径，为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模式提供了科学指引。

　　在黄振华看来，差异化发展模式既调动了基层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又避免了盲目追求指标的功利性行为。只有尊重地方实际，才能筑牢农业强国建设的实践根基。

　　艾连中提出，《规划》支持基层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径，体现了对区域农业发展规律的精准把握。他建议，各地应加快建设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的粮食安全产业带。特别是在大中城市、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型垦区等，应率先垂范，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同时，涉农高校需加强基础研究和需求导向的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科研成果与产业深度融合，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持续动力。

　　罗必良提出了操作层面的具体建议：分层分类推进，构建梯次发展格局；强化科技与人才支撑，破解资源瓶颈；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业附加值；深化制度改革，激活要素流动；统筹城乡融合，增强农村内生动力；等等。他认为，东部地区可发展智慧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中西部地区可依托资源禀赋建设农业强市、强县；支持中西部地区建立特色种质资源库，推动“农业+非遗+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冷链物流。

　　差异化发展需要完善区域功能定位和跨区域协作机制。徐宣国建议，建立“粮食主产区、特色优势区、生态功能区”等分类政策工具箱，对主产区加大财政直补力度，对特色区支持品牌建设。同时，应建立容错机制，通过试点总结经验后再推广，避免盲目跟风导致资源浪费。

　　黄祖辉认为，农业强国建设不仅需要发挥国内区域比较优势，还需处理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关系。各地应从实际出发，重点在高水平粮食安全、高质量特色产业发展、多类型农业规模经营等方面体现区域差异性。例如，东部沿海地区可依托技术和经济优势发展智慧农业与农业总部经济；中西部地区应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推动“一县一品”优势产区建设。

　　李国祥表示，在推进地方产业发展和改革时，既要鼓励探索，也要守住风险底线。地方需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如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重大责任，同时避免形式主义和“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