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恩师王锺翰先生为学界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分享他宝贵的治学经验，是我们纪念、继承、追随他学术人生的最好方式。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曾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史料的整理、校勘和考辨工作。

　　第一，整理《李朝实录》的女真史料。朝鲜《李朝实录》对研究明清时期中国历史具有特殊价值。20世纪30年代，随着东北乃至全国不断遭受日本侵略，日寇不断宣扬“满洲非中国论”。在清修《明史》《四库全书》中建州作为明朝藩属的历史被隐没、忽略、窜改等情况下，《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与建州、明朝与建州的历史记载显得尤为重要。孟森先生曾从中抄出大量女真资料，其中的清史部分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清史讲义》排印出版。其后，吴晗先生又扩大范围，将《李朝实录》中凡有关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史料全部抄出，整理成《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1959—1960年，先生赴沈阳参加《满族简史》编纂工作时，为了修订史稿中有关明代女真人的史实，从辽宁省档案馆藏《李朝实录》摘抄相关史料，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约20万字，后收入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书》第七种，1979年刊印，对研究明代女真史和清朝开国史都有重要史料价值。从该书《序言》可知，王先生当初从事这一工作，除了便利自己和学界利用《李朝实录》研究早期女真社会问题外，尤其要纠正清代官方文献中否认其早期隶属于明朝的历史倾向。他说，明末清初之际，特别是到了康雍乾三朝，“清朝统治者甚至企图抹煞掉明初曾经设立过建州三卫事实存在”。这种历史责任感与孟森、吴晗两位先生早年重视《李朝实录》的史料价值一脉相承，反映了老一辈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学术情怀与才识见地。

　　第二，校订《清史稿》和《清史列传》。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华书局组织人力点校出版“二十四史”。1971年，又指示在“二十四史”之外，增加《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由此，1971—1976年，王先生被借调至中华书局，参与《清史稿》点校出版工作，在此期间通读校对全稿六七遍。1977年《清史稿》出版，全书529卷，总计48册，成为当时嘉惠学林的最好版本。在点校分工中，王先生参加最多的部分就是列传的点校。因此，在《清史稿》校订工作完成之际，中华书局约请他点校《清史列传》，他欣然应允。

　　《清史列传》计80卷，共有2894个人物传记（附传包括在内），1928年由上海书局出版，编纂者不详，也未知稿本来源。1976—1980年，王锺翰先生专注于《清史列传》的点校工作。为解决列传稿本来源问题，他“经过两个寒暑，风雨无阻地，每日奔波往返于”北京大学中关园的寓所、中华书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间，细心勘比，反复审核，从国史馆44大包《大臣列传稿本》1517件、共有3129个传（附传未计算在内）中，查对出600多个传与《清史列传》相同，与《满汉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征》相同的传有1649个，还有1190个传未知来源出处。《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一文，就是他对此次校勘成果的总结。从该文可知，王先生以大量翔实史料，证实了清国史馆第一次开馆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第二次则在乾隆三十年（1765），纠正了清人昭梿《啸亭杂录》所记乾隆二十五年“特命开国史馆”的错讹，并认为《清史列传》“所独有的一千一百九十余篇传，很可能是从《大臣列传稿本》转抄来的”，但因《大臣列传稿本》分藏在台湾不得查阅而留有遗憾。所幸近年来，前有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国史馆稿抄本《清国史》问世，后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从台湾复制的《大臣列传稿本》83册可阅。近日，笔者为证实先生的推测，经初步比对，基本上可以确认《清史列传》多出来的人物传记在《大臣列传稿本》均有其名，只是个别人物的排序有所调整。1987年，《清史列传》点校本20册由中华书局推出，其卷后总计2000余条、近10万言的“校勘记”，是王先生倾注全部心血、学识的见证，为后学利用《清史列传》提供了最佳版本。

　　第三，主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先生自治学以来，非常关注《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他的第一篇文章便以《四库全书》目录书为研究对象，撰写了《辨纪晓岚手书四库简明目录》一文，刊于1937年《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33期。

　　20世纪最后十年，三项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相继启动，即《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四库禁毁书丛刊》，尤其是《四库禁毁书丛刊》及其《补编》，是一项巨大而艰辛的学术出版工程。据统计，禁毁书籍总计逾3000种，所禁书籍大多是罕见史料和珍贵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项目启动时，学术界和出版界公推王先生担任主编。他在修改编委会《编纂缘起》初稿时，以极强的使命感写道：“兢兢业业地工作，临深履薄，夙兴夜寐，以期无负于禁毁书的原作者和当年冒死收藏者，无负于现在的读者以及国内外学术文化界，更无负于高明来哲。”《四库禁毁书丛刊》所收孤本约占总数的15%，善本占75%，体现了这批文献的“珍稀性”。王先生曾高度评价其学术价值：“撇开禁毁书，不足以窥清代前期文化典籍之全貌，同样，不搜集不研究禁毁书，亦不足以察照透视这场思想文化普查运动的底蕴。”

　　经过历时八年的辛勤付出，《四库禁毁书丛刊》于1999年出版。全书收录禁毁书634种，凡311册。1999年7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记者马宝珠采访王锺翰先生的文章。当记者问及他主编《四库禁毁书丛刊》的初衷时，王先生表示：“劫后幸存的禁毁书，数量很少，且绝大多数是善本、孤本，面临灭绝的状态。少数单印或编入丛书行世，但对于拯救旦夕濒危的禁毁书来说，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抢救禁毁书，应该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我想，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于全面了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以及典籍系统的完备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可以使‘四库残书’变成‘四库全书’。从文化积累的意义上说，编纂《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确是值得做的事情。”此后，全体编委又奋斗六年，2005年完成《补编》，收禁毁书290种，集为90册。《四库禁毁书丛刊》及其《补编》的整理出版，既是主编和编委们无数心血的结晶，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幸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