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陆航 实习记者杨非非）中国古代石刻既是一种留在历史现场的特殊实物，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文献材料，这两种兼具的特性决定了其研究价值。4月12日，中国古代石刻研究高端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与会学者聚焦中国古代石刻及其文献发现，深入挖掘中国古代石刻资料的学术价值，系统总结石刻研究的理论方法，着力推动石刻研究与史学研究协同创新。

　　墓志碑刻在传统“拾遗补缺”理论积累的基础上，也蕴含着一种学科方法的突破，甚至可以被视为一套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史学体系与学术系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鸿宾认为，墓志是对志主身份和地位的表述。在唐朝，墓志被列入官员制度体系，成为官方制度的一项规定。墓志属于“身份政治”的范畴，然而一些未担任官职的人员（通常以“处士”身份出现）也采用墓志标榜自身，逐渐演化为“社会身份”的象征，但其政治身份的原始属性毋庸置疑。唐代墓志碑刻的意义，也体现出阶层地位转型的趋势，即国家行政官员逐渐替代原有大族的贵族政治。

　　文学创作往往难以如实反映复杂的历史现象，而在这些结构化文字的背后，祠庙碑文的叙述往往暗藏着某种历史的特殊性。每一通石刻文字虽在表达形式上看似“千碑一面”，实则皆有独属其主的历史叙述，即“一碑一事”。基于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夏炎提出，研究石刻资料与唐代地域社会史，应围绕“唐代地方官府与地域社会”这一核心命题，依托史料拓展、理论引领与田野调查的学术路径，推动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做“接地气”的学术实践。

　　目前所见宦官及其夫人墓志、神道碑有250余件，近年新出土宦官墓志有八九件。记载宦官任职情况的状、制、敕、表、奏、疏、启、题记、题名等文献共计170余篇，其中，一部分为石刻文献，如题记、题名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文玉表示，唐代宦官石刻文献在政治、社会史及经济地位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政治方面，研究内容包括内诸司使系统、朝廷政治、监军使、外交出使、宦官官僚化等；在社会史方面，包括宦官家族、宦官娶妻的合法性、婚姻与收养子女、家庭结构、阶层籍贯分布等；经济方面，则包括宦官俸禄、食邑、房产、墓地与土地等问题。

　　石刻自宋代以来被纳入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但若从其作为历史研究材料受到关注的角度看，尚晚于简牍、文书等文献类型。“石刻学”在21世纪发展迅速，可谓近年来日益兴盛的学术领域。在中国中古时期的石刻史料中，数量和内容最为丰富的为北朝隋代至唐代的墓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梶山智史通过墓志整理发现，现存北朝隋代墓志共计2686件，而唐代墓志总数达12523件，前者数量仅为后者的一个数量级。就墓志的普及程度而言，北朝隋代远不及唐代，因此可视为墓志文化的成长期，而唐代则是墓志文化的成熟期。

　　近二十年来，以新出墓志为核心的研究，受限于材料性质，内容的同质性较强。同时，在资料整理上存在“厚今薄古”的倾向，对碑刻、造像、摩崖等其他门类石刻的拓本刊布与调查整理工作相对滞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仇鹿鸣指出，从学术训练角度看，我们对石刻资料运用的种类与深度，较清代学者实际上已有所退步。因此，亟须充分利用清末以来金石学家的著录成果，结合各图书馆所藏拓本与实地调查成果，系统摸清唐代碑刻的“家底”。

　　在数智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变革为墓志等石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尤其为墓志文献整理的规范化提供了可能。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周阿根认为，墓志文献整理中仍存在诸多缺乏规范与统一的问题，如墓志辨伪、定名、俗字保留、避讳处理、繁简字使用、录文符号、缺字符补录，以及录文是否转行、是否附注、是否翻译等。针对这些问题，数智时代的墓志文献整理应梳理详细完整的墓志总目、成立全国性的石刻研究学会、开展墓志的深度校勘与注释等。

　　会议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中国武则天研究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