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安讯（记者 陆航 实习记者 杨非非）中国古代石刻既是一种留在历史现场的特殊实物，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文献材料。4月12日，中国古代石刻研究高端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与会学者聚焦中国古代石刻及其文献发现，深入挖掘中国古代石刻资料的学术价值，系统总结石刻研究的理论方法，着力推动石刻研究与史学研究协同创新。

　　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李秉忠参加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唐史学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党委书记孙伟参加论坛开幕式。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党斌、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王庆卫作开幕式发言。论坛召集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冯立君主持开幕式并作论坛开幕引言。

　　墓志碑刻在传统“拾遗补阙”理论积累基础上，蕴含了一种学科方法的突破，甚至可以被作为一套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史学体系与学术系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鸿宾认为，墓志是对志主身份和地位的表述。在唐朝，它被列入官员的序列之中，成为官方制度的一项规定。墓志属于“身份政治”，然而由于有些不担任官职的人员（通常以“处士”的名分出现）也采用墓志用以标榜自己，这就演化成“社会身份”的象征了，但政治身份的原始属性当无疑义。唐代墓志碑刻的意涵，蕴含阶层地位转型的表征，这种阶层地位的转型即指国家的行政官员逐渐替代原来大族的贵族政治。

　　文学的创作实际上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这些结构性文字的背后，祠庙碑文的叙述应当暗藏某种历史特殊性。每一通石刻文字虽然在文字表达上看似“千碑一面”，实则都在讲述那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即“一碑一事”。基于此，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夏炎提出，石刻资料与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要把握“唐代地方官府与地域社会”的核心命题，依照史料拓展、理论引领与田野调查的学术路径，深化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实践，做“接地气”的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

　　目前宦官及其夫人墓志、神道碑大约有250余件，近年新出现的宦官墓志约有八九件。记有宦官任职情况的各种状、制、敕、表、奏、疏、启、题记、题名等，共计170余篇，其中部分为石刻文献，如题记、题名等。中国唐史学会原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文玉基于唐代宦官的石刻文献指出，石刻文献与唐代宦官研究主要表现在政治、社会史、宦官经济地位等方面。其中，政治方面研究包括内诸司使系统、朝廷政治、监军使、外交出使、宦官官僚化等；社会史方面研究包括宦官家族、宦官娶妻合法性、宦官婚姻与收养子女、宦官家庭基本结构、宦官阶层籍贯分布等；宦官经济地位方面研究包括宦官俸禄、宦官食邑、宦官房产等。

　　石刻自宋代以来被认为是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但从石刻作为历史研究材料成为关注焦点的意义上讲，它晚于简牍、文书。“石刻学”特别在21世纪发展迅速，可以说是近年来日益兴盛的一个学术领域。而在中国中古时期的石刻史料中，数量、内容最为丰富的是北朝隋唐的墓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梶山智史通过墓志整理指出，现存北朝隋代墓志总数为2686件，而唐代墓志总数为12523件，北朝隋代的墓志数量比唐代少了一个数量级。对墓志的普及程度而言，北朝隋代远远落后于唐代。因此，北朝隋代可视为墓志文化的成长期，而唐代则可视为墓志文化的成熟期。

　　最近二十年以新出墓志为中心的研究，受制于材料的性质，研究的同质性较强，同时在资料调查上“厚今薄古”，对于碑刻、造像、摩崖等其他门类石刻的拓本刊布、调查整理显得滞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仇鹿鸣对此指出，从学术训练而言，我们对于石刻资料运用种类的丰富性，较之于清代学者实际上是下降的。因此，要充分利用清末以来金石学家的著录，结合各图书馆所藏拓本与实地调查，摸清唐代碑刻的家底。

　　数智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变革给墓志等石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特别是为墓志文献整理规范带来机遇。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周阿根认为，墓志文献整理的很多相关问题缺乏必要的规范和统一，如墓志辨伪、墓志定名、俗字保留、避讳处理、繁简文字使用、录文符号使用、缺字符补录，以及录文等是否适当转行、是否需要注释、是否需要翻译等。对此，数智时代的墓志文献整理规范可以从梳理详细完整的墓志总目、成立石刻研究全国学会、墓志深度校勘注释等方面进行努力。

　　会议为期1天，与会学者还围绕石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石刻研究的理论方法等议题开展了学术探讨。

　　会议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中国武则天研究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