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这一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融合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之中，体现了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新征程中对国家安全治理新趋势的深刻把握。

　　内在要素

　　作为全球性的社会经济转型和文明演进过程，现代化反映了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而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系统性跃迁。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体现了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辩证关系，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多个维度的整体性革新。尽管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路径和模式上呈现出多样性，但追求现代化构成了全球发展的普遍趋势和内在逻辑。中国立足本国国情，持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国家安全治理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又构成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素。这一理论定位不仅强调了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也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西方现代化理论所呈现的“现代性之殇”及其带来的人类危机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超越单纯的经济决定论，将安全纳入现代化的评估维度，突出强调“安全地发展”和“发展的安全”之统一。这既是更为全面和系统的现代化观念，也是指导推进现代化实践的科学方法论，强调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等多元价值与发展的系统协调。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充分证明，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发展完全不适用于中国。任何忽视国家安全维度的现代化模式都存在内在的结构性缺陷，这种缺陷可能导致现代化进程的不可持续和最终失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和功业均取决于人民；“协和万邦”等理念体现出“贵和慎战”是兴国安邦的必然要求；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安全治理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的政治智慧，也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创新性和创造性。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总体国家安全观”等一系列崭新的理念和理论的提出，充分展现了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的独特路径与方向。近年来，“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巨大反差，不仅印证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普适性”假设与“理论霸权”的失败，也反映出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现代化路径的必要性。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必须立足自身实际和时代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独特的国情和面临的具体风险，提高国家安全治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性。

　　核心构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系统部署，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这一系列决策反映了党中央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将国家安全置于国家治理的整体战略予以系统谋划。这也凸显了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治理效能与安全保障相互协调的目标任务。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对外可以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对内能够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网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福祉的持续提升，还能有效预防、应对和化解各类突发事件与重大灾害，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有序。因此，国家安全治理可以被视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手段，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

　　国家治理是复杂的多维度概念，涵盖了管理社会事务、维护国家统一和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等多个方面的综合能力。与此相对应，国家安全能力则是为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解决总体的、具体的各类国家安全问题的素质和本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事实上，国家安全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缺乏有效的国家安全治理，国家权力将无法行使，国家机器将无法正常运转，国家治理自然无从谈起。反之，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必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的强弱与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之间呈现直接的相关性。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消除国家治理面临的重大障碍，为国家现代化进程扫清障碍；而国家安全治理的薄弱，将极大制约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这种正向反馈机制突出了国家安全治理在国家整体治理中的战略地位。

　　具体体现

　　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源于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凸显了党中央在国家安全顶层设计领域的持续深化与系统推进，体现了对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各子系统制度化建设的战略性增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国家安全体系”“公共安全治理机制”“社会治理体系”和“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四个维度对国家安全治理架构作出了全面而系统的部署。这不仅反映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安全维度的高度重视，更彰显了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党中央对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国家安全治理模式的前瞻性思考和系统性部署。

　　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文本中提取涉及“安全”概念的段落进行系统化梳理与理论分析，可以构建出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的概念关系网络。这一概念网络呈现出三个核心节点与多重连接结构。第一，“国家”“现代化”和“安全”构成了概念网络的三个核心节点，它们之间的紧密关联揭示了国家安全在整个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第二，“中国式”这一限定性概念与网络中多个要素建立了直接连接，凸显了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模式的特殊性与本土化特征。围绕核心节点，包括“经济”“社会治理”“反制裁”等概念的外围结构形成，这些概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层次排列，构成了国家安全治理的多维度支撑系统。第三，概念间的逻辑关联体现为影响路径与互动机制，最为典型的是“发展”和“安全”之间存在双向箭头关系，突出了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中“安全发展”动态平衡的理念。同时，“战略”这一概念在网络中与多个节点建立了连接，展现出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的战略性思维与长远规划导向。

　　事实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国家安全”议题的论述已然超越了单纯的纲领性表述，构成了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性叙事。这一叙事不仅体现了中国最高安全架构的系统全面性和结构一致性，还揭示了国家安全在整个国家顶层设计中的战略核心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相关设计的创新是在历届党代会和国家治理大局的框架内逐步完善并深化的，是党和国家顶层设计中一脉相承的理念延续与创新发展的辩证统一。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