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由于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极端天气变化等问题带来的全球粮价上涨、粮食供应短缺和供应链不稳定等粮食安全问题，使得全球多次爆发粮食安全危机。中国是农产品消费大国，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中国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建构需以“粮源—运输—规则”为核心框架：粮源控制是基础，运输通道是纽带，国际规则是保障，三者协同形成“多元供给、高效流通、规则主导”的治理闭环。

　　粮源的控制

　　粮源作为粮食生产、储备及供应的源头，对从外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稳定供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粮源自主可避免受制于出口国政策变动或地缘冲突。中国在粮源控制上应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构建跨国粮食生产投资、仓储、加工、贸易等全产业链供应系统，以互利共赢的方式与东道国的农场合作社、农场主建立利益共同体，通过贸易合作、产业投资等多种形式，开展粮食生产、仓储、物流、加工等跨国经营，打通粮食收购站—港口中转库—港口终端库—装载运输链条，形成稳定流向和流量的粮食物流通道。与此同时，借助新技术推进海外粮食物流信息化建设，即应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工具优化运输路线和仓储管理，实现物流供需智能匹配，有效预防和对冲国际粮食供应链系统风险。

　　第二，建立综合性全产业链“国际粮商国家队”，特别是支持一些国有龙头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打造具有国际话语权的粮食贸易巨头。同时，参与粮食国际产业分工，打破国际大粮商对国际粮源的控制，确保粮食国际贸易不受阻，形成优势互补、产销衔接、内外联动的格局。

　　粮食运输通道的畅通

　　粮食运输通道关注的是粮食的运输和流通，包括海运、陆运等重要的物流路线。控制这些通道的国家或实体能够影响粮食的全球流通，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来作为战略工具或响应国际政治经济事件。

　　一方面，粮食运输通道的控制权对保障粮食流通具有重要作用。在物流效率方面，控制关键运输节点的国家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提升粮食流通速度；在战略阻断方面，通道控制权可用来限制或阻断粮食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供应，从而作为政治或经济压力的手段；在安全保障方面，确保粮食运输路线的安全是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通过海盗活动频繁或政治不稳定地区的通道。

　　另一方面，粮食运输通道的控制权对粮食的流向和安全也具有重要影响。粮食运输主要通过海运和陆运进行，控制关键运输通道的国家可以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链的稳定性。控制粮食运输通道不仅可以确保本国粮食供应，还可以通过影响其他国家的粮食进口，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因此，海洋上的关键节点对于构建粮食通道控制权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某国如果控制了重要的海上通道，就可以在战争或冲突时期切断敌对国家的粮食供应，进而影响其国力。

　　对中国而言，重视粮食运输通道的安全并且保障粮食运输通道的畅通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实施多元化粮食运输路线，积极开拓新航路，减少对原有巴拿马运河和马六甲海峡粮运通道的依赖。例如，可探索建立北极航线，加强这些新兴航线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二是实施海运与陆运相互连通、相互协同和相互补充的粮食运输通道建设，优化多种形式的联运体系。如加强中欧班列与相关港口的衔接，形成“海运+陆运”协同网络，降低单一运输方式中断的风险。三是提高粮食运输效率以及降低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中国在与海上通道节点的国家开展粮食物流共建的同时，也可寻求第三方合作，借助第三方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共建和共享三方物流合作的成果，优化国际运输网络以防止运输“梗阻”。

　　国际粮食贸易规则的制定

　　国际粮食贸易规则通常是指各国政府参与制定、加入的涉及粮食贸易的公约、条约、协定等，这些规则规范了国际行为，为国际粮食合作提供了基础框架。国际粮食贸易规则不仅有助于中国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有助于中国应对国内外的粮食安全挑战。此外，国际粮食贸易规则可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存在显著地域差异，国际规则通过规范贸易行为，推动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的高效匹配。

　　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系统布局：一是着眼于粮食安全全产业链的规则制定，即不仅着眼于粮食贸易方面，而且扩大至种质遗传资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中国要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二是深化多边治理平台参与度。依托联合国粮农组织平台，推动建立更公平的国际粮食安全治理规则，促进国际组织间协作机制创新。明确粮食的公共产品属性，在规则制定中强调粮食作为人类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本保障，推动将粮食安全纳入国际贸易规则核心框架，避免其被政治化或工具化。三是深化多边合作与区域协调，构建区域性合作机制。在东盟与中日韩（10+3）等区域框架内，推动建立包含粮食储备共享、应急响应等务实合作机制。通过区域共识形成可复制的治理范式，逐步扩大规则影响力。四是在法治保障层面，完善国内法律体系与国际规则对接，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效能，建立与国际规则衔接的质量标准、检验检疫等制度体系。与此同时，参与国际粮食安全立法，主动参与国际法律文件修订，推动建立兼顾生产国与消费国利益的规则框架。

　　通过粮源控制、通道畅通、规则重构的三维发力，为构建人类粮食安全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