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指出应通过数字适老化改造，帮助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达到3103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2%。然而，有46.8%的老年人仍属于非网民群体。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这一群体不仅面临着社会融入的客观障碍，还遭受着主观公平感知的削弱。因此，如何缩小数字鸿沟、重建技术赋能的公平性，已成为老龄社会治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数字鸿沟下的多维融入困境

　　社会融入是老年人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关键途径，其内容包括心理归属感、行为参与度以及社会关系三个重要维度。

　　互联网的使用对老年人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化影响。在社交领域，线上互动为老年人提供了跨越身体机能退化和地理障碍的途径。借助即时通信工具和短视频平台，老年人能够维护旧有朋友关系并拓展新的社交网络，相较于那些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其社会关系融入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因此，数字技术已经成为重建社会网络的关键工具。

　　然而，在心理与行为层面，技术赋能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一些老年人因操作障碍频繁遭遇“扫码难”“挂号难”等现实问题，技术排斥感逐渐演化为对资源分配公平性的质疑。更值得警惕的是，具备一定信息获取能力的老年人，虽能接触更多社会资源，却也因频繁接触机会不均等信息，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数字技术既为老年人打开了融入社会的窗口，也可能因其使用过程中的不平等体验加剧心理隔阂与行为疏离。

　　在技术赋能的表象之下，潜藏着社会公平感知的深层矛盾，而社会公平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有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心理融入和行为融入的直接影响有限，然而其作用与老年人对社会公平的主观感受紧密相关。例如，老年人在遭遇因数字技能不足而产生的操作障碍时，容易产生“技术排斥感”，进而对社会公平性产生怀疑。因此，即便老年人通过互联网拓展了社会关系，其心理归属和行为参与仍可能因公平感知的削弱而受限。

　　技术适配与制度协同的系统性破局

　　为解决数字鸿沟与社会融入的复杂难题，需从技术普及、素养提升与制度重塑三个维度共同发力，构建一个以公平为首要原则的治理架构。

　　在技术普惠层面，应从通用设计到数字适老化进行改造。当前，智能设备与网络平台普遍采用的“一刀切”设计逻辑，并未充分考虑老年群体在生理机能上所面临的挑战和特殊需求。在硬件方面，迫切需要制定强制性的适老化标准，诸如手机和平板等设备必须配备“老年模式”，通过提供大字体显示、语音交互、紧急呼叫等辅助功能，以降低使用难度。在软件与服务方面，公共服务平台应当保留线下服务窗口和人工服务等替代性服务渠道。医疗挂号系统可以尝试探索“子女代预约+现场取号”的双轨制服务模式。

　　构建数字安全防护体系同样不容忽视。在互联网的使用过程中，老年人往往因辨识信息的能力有限而成为网络诈骗的受害群体。为此，必须运用算法识别技术来屏蔽高风险信息，并建立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诉渠道，以确保他们在权益受损时能够快速得到援助。只有在技术层面构筑起安全屏障，才能从根本上减轻老年人对数字环境的焦虑。

　　在素养培育层面，技能传授与信心重建并行。数字技能培训应超越基础操作教学，转向“能力—信心—安全感”的全方位培育。社区可借助老年大学、志愿者团队开设分层次的课程。针对无基础的群体，重点解决线上支付等基本生活需求。对于已具备一定技能的老年人，则需强化信息甄别、隐私保护等数字素养教育。一些地区的实践证明，通过模拟扫码乘车、线上挂号等情景化教学，能够帮助老年人在实践中掌握关键技能；反诈案例的讲解则能显著提升其信息辨识能力。

　　尤为重要的是，代际间的合作是激活家庭支持网络活力的关键所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数字反哺能够有效降低老年人的技术畏惧。例如，鼓励子女在日常交流中辅助父母学习智能设备的操作方法，这不仅能够增强老年人对技术的适应能力，还能加深代际间的情感纽带。这种“反哺”模式不仅传递了技能，更传递了融入数字社会的信心。

　　在制度重构层面，应从政策倾斜转向资源均衡。一方面，数字包容应深度嵌入老龄社会的治理体系之中。应通过设备补贴、流量费用减免等措施，为农村及低收入老年人群提供必要的“数字安全网”保障。此外，应强制要求企业及公共机构承担数字适老化改造的责任，并将责任履行情况纳入社会责任评估体系，从而为老年人广泛接入和使用互联网创造条件。此类政策不仅可以规范市场行为，也能促使技术供给方更加关注老年群体的特定需求。另一方面，构建全国性养老公共服务平台是必要的，该平台应整合医疗、护理、社交等多方面的信息，以资源的透明化促进供需的精准对接。例如，创建“养老资源地图”，能够实时更新社区活动、机构床位等关键数据，从而协助老年人公平地获取服务机会。此类平台不仅能够缓解资源分配不当的问题，还能通过数据共享降低老年人在信息搜寻上的成本。

　　最后，社会公平感的修复应当被纳入政策制定的范畴。政府应通过公众教育引导社会关注数字弱势群体，例如，在媒体宣传中增加老年数字生活案例，减少对“技术精英”的过度推崇。同时，建立老年人数字权益保障机制，例如，设立“数字包容监察员”，专门受理老年群体在技术使用中的投诉与建议。唯有通过制度设计重塑公平感知，才能打破“技术赋能—公平削弱—融入受阻”的恶性循环。

　　（作者系河北环境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