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模式具有鲜明的国家族群特质。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老年人数多、老龄化速度快，受制于区域差异大、地理范畴广等禀赋条件，应对养老的任务也更为繁重和复杂。我国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尊老敬老孝老的家庭伦理、社会风俗和代际和谐、睦邻友好的社群氛围、居住传统，为中国式养老供给了源源不断的滋养。随着中央相继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等命题和要求，如何实现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推动老年人口高质量发展成为重大治理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式养老”呼之欲出，旨在构建一个既符合中国特征又适应全球规律的养老模式及服务体系。

　　人口高质量发展对养老提出新要求

　　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养老都是民生的重中之重。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逐渐成为全球常态，老龄社会的养老问题正在经历性质演变：从单一的社会功能或公共服务问题演变为综合治理议题。

　　全球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在2000年突破6亿，2019年达到10亿，预计2050年增至20亿以上，占全球人口比重超过两成。在我国，老龄化水平从2000年的10%升至2024年的20%，老年人口（60+）则从1.26亿增至3亿，预计2045—2049年将突破5亿。与此同时，2022年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人口比2021年减少85万人，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由于育龄人群的大幅减少，未来30年间的年度出生人数大概率将徘徊于900万—1000万区间及以下。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一体两面，人口负增长的治理核心是对少子老龄化的有效应对。另外，我国的老龄化发展还呈现显著的区域和城乡差异，可约略概括为“东西梯次、北高南低、城乡倒挂”。老年人比例超80%的农村已不在少数，农村养老比城市面临更大压力。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高质量发展格局初现，这对中国式养老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审视中国式养老发展逻辑，其核心词不仅在“发展”，更主要落脚于“高质量”。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生存发展，而要既能满足老年人的共性需求，更要关注其个性化趋向。中国老年人口的群体和队列差异不断扩大，其养老服务需求的差异性也在扩大，面对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若干不确定性，未来还会涌现出若干特定性和阶段性养老需求服务。如何在准确识别老年人口特征和需求的基础上整合资源、改革创新以满足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治理要求，将是中国式养老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

　　数字技术助推老龄社会治理创新

　　中国老龄社会有其独特的治理背景，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地理跨度等禀赋性特征为老龄社会治理创造了回旋空间，“以质量换数量”“以空间换时间”等策略的底层逻辑皆源于此。与西方国家多在后工业化时代遭遇老龄化不同，我国是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迈入老龄化阶段，这为应对养老等治理任务带来了诸多创新契机。近年来，关于银发经济、数字经济和智慧养老的研究实践大量涌现，国家更倾注大量政策资源。《“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和2024年国办1号文件《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多次强调“数字化”和“智能化”在提升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福祉中的关键作用。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披露，1999—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网民数量从4万人激增至1.6亿人，数字技术在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参与和增强健康管理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应当指出，我国进入老龄社会的20余年，恰恰也是数字化演变最为剧烈和深刻的时期，以数字技术助推中国式养老发展具备巨大潜力。

　　一方面，数字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养老服务的供给模式。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生成式AI的综合应用，满足了老年人在居家—社区—机构养老中的多元化需求。数字技术优化了“时间银行”和“互助养老”等项目，通过信息平台将传统邻里互助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提升了资源共享与互助机制的效率。在适老化建设领域，除了住房建筑、公共设施、通行道路等“硬件”上的数字化改造之外，计算机软件和移动端APP也进行了“适老化”优化，这些创新推动了中国养老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随着数智化进程的深入，养老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和精准性将显著提升。远程医疗服务和在线咨询系统可突破地域限制，使农村老年人通过智能终端即可获取优质诊疗资源。智能穿戴设备融合多模态生物传感与深度学习算法，建起涵盖实时监测、风险预警、干预建议的健康管理闭环，推动健康干预模式由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转型。此外，大模型驱动的动态需求解析系统，通过持续学习个体行为轨迹与偏好特征，可实现康养服务从标准化供给到“千人千策”的精准适配，在认知支持、情感陪伴等需求领域形成定制化解决方案。不难看出，数智技术的创新应用不仅有利于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而且为均衡供需和推动养老产业转型带来了新机遇。

　　算法治理赋能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正在塑造一个“万物皆联”的新型社会结构，能有效优化老年人生存状态和生活品质，也为中国式养老的创新发展开启新篇章。但在实践中，数字技术在积极赋权老年群体的同时，也可能生成新型数字鸿沟。目前，针对传统老龄数字鸿沟中的“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已有多种治理工具和方法来干预，如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优化和教育提升等。然而，随着智能化程度的提升，算法和大数据、大模型的交互迭代发展主要遵循“性能原则”和“工具理性”（甚至是“资本理性”），而老年人面对技术本就略显弱势，这种算法的“不负责任”可能导致老年人面临数字诱导、隐私泄露、网络暴力、情感交流障碍等尖锐问题，进而损害老年人权益而形成“权益鸿沟”。同时，算法年龄歧视、算法黑箱等伦理失范现象也可能趋于激烈，加剧不平等和不安全等风险。对于这些现象，目前我们尚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和治理工具，故亟须强调算法的“道德对齐”和“伦理对齐”等问题。

　　面对数字时代的挑战与机遇，我们需更新观念，利用智慧养老服务释放数字技术红利，确保技术成果普惠不同年龄群体。更重要的是，必须主动进行算法治理，即对老年人使用的算法技术及其应用进行监管和干预，以预防技术异化带来的风险，确保技术应用与社会伦理相一致。这需要树立老龄社会的数字包容观，完善无障碍数字基础设施，并通过再家庭化与再社会化来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社会。此外，还应从技术规范、法律规制和价值重塑等方面建立以人为本的算法治理体系，坚持“算法向善”原则，提升老年人的信息素养，构建一个包容、安全、有效的数智化养老服务体系，使技术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力量，更好地服务于老年人的全面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23ZDA1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