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这为我们认知和定位涉外法治指明了方向。涉外法治是国家法律体系对内面向经济社会开放，对外面向全球治理、国际法律秩序的有机统合。其目标既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包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外法治不仅存在规范层面的二元结构，还存在着国家作为行为体以及整体建设目标上的二元结构。

　　涉外法治规范层面的二元结构

　　涉外法治所涉及的法律规范，既有国内法的部分，也有国际法的部分。其国内法部分涉及法域外的自然人和法人、法域外的物以及跨法域法律行为，无论是体现为单行法律、法律专编专章，还是体现为单独条款，都是作为国内法的一部分，但具有涉外职能。除涉外的国家立法外，国家认可、接受的国际法也是涉外法治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是我国基于国情和发展需要，根据正当程序认可和接受的国际法规范，都属于涉外法治的法律依据。

　　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存在着桥梁和纽带，作为涉外法治的“法”的一部分。从国际法的角度，一些条约会要求在国内落实。例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UNCAC）第5条、第15条至第42条要求缔约国制定相关法律将贿赂、洗钱等腐败行为定为刑事犯罪；《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第2条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修改或废除构成对妇女歧视的现行法律、规章、习俗和惯例；《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第2条第1款要求缔约国尽最大能力，采取立法等措施，确保该公约所承认的权利充分实现。《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2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出现酷刑行为。”《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4条要求缔约国酌情采取措施，在本国法律中将故意提供资金用于恐怖主义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从国内法的角度，则会确定如何参与、实施和适用国际条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7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是我国国家立法典型的国际法接口条款，《海商法》第268条、《民用航空法》第184条都有类似的规定。

　　国家行为体角色的二元结构

　　在涉外法治的不同场景中，国家作为基本行为体具有二元性，是对内事务的最高决策者与国际事务的平等参与者。一方面，国家会以对内最高主权者的身份要求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行机关以及其他法律主体，都按照涉外法治所确立的目标，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涉外法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全面依法治国，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和外交工作大局。具体而言，涉外法治建设包括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环节，要强化在重点、涉外、新兴领域的法治理念与行动，完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法约定管辖、选择适用域外法等司法审判制度，提升我国法域外适用的能力，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提升法律服务，等等。

　　另一方面，涉外法治将国家视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国家所参与的国际造法、国际司法、跨国执法、司法合作等，都属于涉外法治的一部分。为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需要在倡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理念、积极规划和引领国际话语平台议题，以及领导和参与国际社会行动等方面，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作为国际关系的参与者，我国要积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法治化方向发展。

　　此外，我国倡导制度型开放，构建起经济贸易领域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桥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这体现了我国对接国际法律制度完善国内制度的要求，以此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连接和互嵌。

　　涉外法治建设目标的二元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涉外法治工作，根本目的是用法治方式更好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促进国际法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内视域中，涉外法治建设目标是与国内法治协同统筹推进，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对此，要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创新提升服务贸易，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发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

　　在国际视域中，涉外法治建设的目标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近年来，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突发风险层出不穷，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持续加剧。虽然每一个国家都为国际秩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国家之间在能力、期待和责任上是不同的。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重要参与者，对于国际秩序的未来前景承担着重要责任。中国主张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用法律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问题，在国际关系学者看来属于理想主义。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在探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脉络之时，都会列举劳特派特、布莱尔利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分支中，国际法思想是最具有理想倾向的。康德所设计的“永久和平”被罗尔斯规划的万民法承继和接受，实际上要落脚于确立国际社会的共同规范。理想主义并不意味着背离了现实，构成了人类社会遥不可及的空想。从整体发展脉络看，尽管存在着大国强权对于公平正义的挑战，国际社会还是逐渐确立起了一系列伦理共识，并将其确立为法律标准。无论是《联合国宪章》第2条所规定的基本原则，还是我国宪法所列举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是人类共同伦理观念的体现。即使偶有国家、国家集团违背国际社会的共同伦理标准、共同法治信念，国际社会还是会通过思想观念上的弹性，将世界秩序拉回到整体理性、可接受的道德层级。

　　总之，立足于涉外法治的二元结构，中国应积极主张坚持主权平等，厉行国际法治；坚持公平正义，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协商解决，发展成果应由全球人民分享；坚持团结协作，以共赢防止多输；坚持行动导向，真正解决问题。要更加主动积极参与全球发展事业，同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努力。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