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始终与技术的颠覆性变革密切相关。从远古与中古的“神的时代”到现代的“人的时代”，技术的进步不断改变着人类对自身及世界的认知。在远古与中古时期，人类因自身的弱小而依赖神与英雄的力量，神话与宗教成为人类思想的核心支柱。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人类对世界的探索与认知，催生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形态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技术的飞速发展模糊了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人工的界限，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后人文主义思想应运而生，成为对人类主体性与技术关系的全新反思。

　　后人文主义的理论来源与思想主张

　　后人文主义的理论根系深植于现代性的断裂处。尼采“上帝已死”的宣言率先撕开了神权叙事的裂缝，揭示了传统宗教信仰和形而上学基础的崩塌。而当福柯宣称“人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时，消解的就不仅是宗教偶像，而是启蒙运动精心构筑的人类主体神话。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人”不过是18世纪以来特定认知型（episteme）的产物，是知识权力交织而成的临时节点。福柯进一步揭示了人文科学在建构“人”这一概念时所隐含的权力运作，批判了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心化倾向。德勒兹的“根茎哲学”则将这种解构推向极致：世界不再是被树状结构分割的静态存在，而是由无数异质节点连接、断裂、再生成的动态网络。在这一哲学观中，生成（becoming）取代了存在（being），成为理解世界的核心范畴。德勒兹的思想不仅颠覆了中心与边缘的等级秩序，还通过“游牧思想”强调主体的流动性和多样性，拒绝任何固定的身份和框架。

　　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后人文主义思想逐渐发展，并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后人文主义不仅延续了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还进一步结合新科技革命的背景，重新思考人类主体性与技术、自然、非人类之间的关系。控制论的兴起使人类与技术的关系被重新定义。唐娜·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提出“赛博格”这一隐喻，揭示了人类与技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共生关系。赛博格不仅是一种技术意义上的存在（如人工器官、电子植入等），更是一种隐喻，象征着人类主体性在技术时代的重构。哈拉维批判传统人文主义中对人类主体的本质化定义，认为人类与技术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共生关系。她进一步在《伴生物种宣言》中提出“伴生物种”的概念，强调人与非人类（如动物、植物、微生物、机器等）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共生关系。哈拉维主张一种“跨物种主体性”，通过人与非人类的合作，共同创造一个更可持续的未来。这种思想超越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重新定义了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凯瑟琳·海尔斯则从数字技术和赛博文化的角度对后人文主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海尔斯批判了数字技术和虚拟现实中“身体的消失”现象。她指出，虚拟现实技术试图将主体性简化为纯粹的信息流或数字化存在，而忽视了身体在主体性中的重要作用。海尔斯提出了“具身化的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的概念，强调主体性始终是物质化的，身体在技术与文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她与哈拉维同样认为，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工具性关系，而是共生的、相互塑造的。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的认知方式和社会关系，也深刻影响了文化实践和价值观。

　　罗西·布莱多蒂将后人文主义的思想进一步哲学化，她在《游牧主体》和《后人类》中提出了“游牧主体性”（nomadic subjectivity）的概念。布莱多蒂认为，主体性不是固定的、统一的，而是流动的、多样的，类似于“游牧”的状态。游牧主体性强调个体在文化、性别、种族和社会身份中的动态生成，拒绝任何本质化的定义。布莱多蒂还提出了以“佐伊”（Zoe）为中心的生命观。传统西方哲学通常将生命分为两种形式：Bios（有组织的、社会化的生命）和Zoe（基础的、非个体化的生命力）。布莱多蒂认为，Zoe代表了一种超越个体的、非人类中心的生命力，贯穿于所有生物体（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等）以及非生命体（如技术、环境）之间。她主张一种“生成性伦理”，强调生命的流动性、生成性和相互依赖性，倡导多物种共生的生态伦理。这种生命观深受德勒兹“生成”哲学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后人文主义的理论内涵。

　　后人文主义与新文科的理念共振

　　新文科建设旨在应对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挑战，推动学科交叉融合，重新思考人类与技术、自然、社会的关系。这一目标与后人文主义的核心理念在多个层面上形成共振。这场教育改革的核心，是通过打破学科壁垒、融合技术与人文、重构知识生产模式，培养能够应对复杂性挑战的复合型人才。这一目标与后人文主义的理论诉求形成了三重深度契合，为新文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和实践方向。

　　其一，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传统的学科分野如同树状结构的枝干，彼此界限分明，强调固定的知识体系和单一的研究路径；而新文科倡导的跨学科融合，如“文学+人工智能”“历史+大数据”等路径，则像德勒兹所描述的根茎网络般自由延展，打破了学科的边界与等级秩序。这种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模式不仅推动了学科间的动态联结，还通过多维度的交叉研究生成新的知识体系，帮助学生在复杂问题中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

　　其二，技术批判素养的培养。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技术深刻塑造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但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伦理、隐私、权力等方面的挑战。在新文科建设中，应以后人文主义思想为指引，强调技术与人类、自然的共生关系，超越单纯的技术应用技能，注重培养学生对技术的批判性理解和伦理反思能力。

　　其三，生态整体思维的养成。新文科强调价值引领，尤其是在全球生态危机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倡导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思维。这与布莱多蒂提出的跨物种伦理不谋而合，主张将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如动物、植物、微生物等）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生态共同体。通过后人文主义的视角，新文科引导学生认识到人类并非生态系统的主宰，而是其中的一个节点，强调人与自然、人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相互依赖与责任，帮助学生形成尊重多样性、关注生态平衡的整体性思维，为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价值指引。

　　中国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主张主体性与环境的相互依存，这正是后人文主义多元共生观的核心内涵。可以说，后人文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全球化与技术变革时代的现代表达，它以跨物种共生、动态生成和关系主体的视角重新定义人类在生态网络中的位置。后人文主义与新文科的相遇，标志着人文精神的范式转型：从“人类独白”转向“万物共生”，从“学科割据”转向“知识根茎”。这种转型不仅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示，也为构建更加包容、多样的未来注入了新的价值动力。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