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明典籍中，每一部古籍都是历史长河的见证者。然而，时光的侵蚀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损毁风险。从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湖”字册的修复，到孔子博物馆《乾隆御定石经》的清理保护修复，再到山东省图书馆对宋刻本《文选》的抢救性修复，古籍修复师们以传统技艺为根基，以现代科技为羽翼，探索古籍修复与保护的新路径。他们用实践诠释着古籍修复不仅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更是一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在毫厘之间淬炼匠心

　　古籍作为历史长河中的文化载体，其价值远不止于纸张与墨迹的集合，每一部古籍都是多重文化遗产价值的凝结。修复台上，残破的古籍如同文明的碎片等待着修复后的新生。

　　每一部古籍的修复，从准备、修整到复原，需要二十多道工序。山东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师杨林玫举例说，首先需对古籍进行检测，分析纸张的物理性能（如抗拉强度、耐折度等）及破损类型（酸化、虫蛀、霉变等）；其次根据检测结果制定修复方案，配置与古籍原纸匹配的修补材料；最后进行手工修复操作，包括揭页、补缺、溜口（修补裂缝）、装帧复原等。

　　难度最大的环节往往是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前期准备。古籍形态多样，受损情况不同，修复师们必须给出对症治疗方案。刚刚完成的《永乐大典》“湖”字册的修复工作给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副组长宋晶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永乐大典》“湖”字册保留下来的装帧信息有限，复原难度较大。为最大限度还原原貌，团队系统比对了国家图书馆现藏及国内未修复《永乐大典》，并收集整理各国公开图像，重点提取未修复单册图像，仔细观察原始装帧细节，力图还原其装帧信息。染色环节同样是不断精益求精，力求使其微观形貌、外观效果和原件更为接近。

　　正在对山东省图书馆馆藏《大方广佛华严经》进行修复的杨林玫团队也一度面临类似的困难，“因为这套古籍采用瓷青纸和泥金工艺，修复过程中需要精确匹配纸张材质和工艺，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与实验”。

　　风化、发霉、板结、虫蛀，甚至在战争中被炮弹残片穿透，这些饱经历史沧桑而幸存的古籍，遭到不同情况的破损，也意味着修复工作面临着不同的困难。宋晶团队正在修复的藏文古籍《大藏经·甘珠尔》1函，在现存藏文《大藏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版本价值，入藏前已呈现水渍、霉变状态，同时还伴有纸张酸化、老化等不良状况，急需对其开展抢救性修复。孔子博物馆科技保护部副主任于艳龙曾参与糟朽严重的乾隆年间孔氏支谱的修复工作，当时的修复过程包括古籍档案信息采集、分析病害、制定修复方案、配染修复用纸等，各道工序非常复杂。杨林玫团队经历最漫长的一次修复，是对因水浸霉变黏连成“书砖”的修复，处理过程中需要先蒸汽软化分沓，再逐页揭开并缀合碎片。病害最严重的一册尽管只有50余页，却耗费团队大量时间与精力。

　　古籍修复的每一道工序都是在毫厘之间对技艺的考验、对匠心的淬炼。于艳龙告诉记者，成为一名合格的古籍修复师，需要了解掌握古代纸张的性能、古籍纸张的病害情况、对病害的处理能力、纸张的染色技巧等，从学习古籍的装帧形式开始，了解古籍、纸张、修复工具、具体的修复技术，要有一颗敬畏心和责任心。“孔子博物馆藏《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189册经过我们的修复，不仅让它们得到了保护，也使得这套拓本的价值能够通过展览的形式呈现给民众。”

　　科技赋能传统修复技艺

　　长期以来，古籍修复大多依赖修复师的经验与直觉。随着科技进步，显微镜、化学分析仪、3D成像等现代技术被引入修复领域，为这一古老技艺注入了科学化、标准化的新活力。就修复准备工作来说，需要依据个人经验对藏品材质进行判断，并据此挑选相匹配的修复材料，这就需要拥有丰富经验。宋晶介绍，显微分析技术可精准检测纸张纤维与丝织品数据，科学缩短修复师培养周期，减少主观误差并提升材料选择精度。通过扫描电镜分析纸张涂布成分、色谱质谱检测染料构成等化学方法，团队可复原原始工艺并仿制材料，实现修复效果与文物本体的最大匹配度。

　　不断研发新的科技，也在其他修复环节中得到运用。宋晶举例说，近年来，其所在机构引入裸眼3D显微镜，可以实现修复过程中一些肉眼难以完成的精细操作，如纸张和丝织品的精确拼接、表面附着霉斑的清除等。此外，还通过紫外老化、热老化等方法，加速模拟纸张的自然老化过程，使得修复用纸的外观形态和微观结构更接近原件。这些科技手段的引入，不仅显著提升了修复效率和修复效果，还推动传统技艺向精准化发展。

　　如今，科技手段在各个古籍修复机构逐渐普及化。山东省图书馆为建设古籍保护与修复重点实验室，配置了实验室超纯水机、触摸屏卧式电脑拉力仪、纸张色度仪、撕裂度仪、耐折度仪、定量取样刀、净气型无管道通风柜等设备。于艳龙表示，在具体的修复过程中需要结合古籍本身适度运用科技手段，包括古籍纸张脱酸技术、针对虫蛀严重的纸浆补书技术等。

　　从师徒相授到“双师制”创新

　　古籍修复是“指尖上的艺术”，更是“实践的学问”。传统师徒制曾是这门技艺延续千年的唯一方式，然而，随着现代教育体系的完善，新一代修复师大多拥有化学、材料学等跨学科背景，将学科知识与传统技艺融合，成为古籍修复传承创新的关键。

　　青年修复师应在深入理解和掌握修复技术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知识进行突破和创新。针对学院教育缺乏实操经验的局限性，国家图书馆在招聘具有现代教育思维训练和专业知识储备人才进入行业后，完成传统技能培训，或与学院合作实行“双师制”模式，提前参与实践训练，以迅速培养出合格的青年修复师。同时，国家图书馆还承担了为各地培训古籍修复人才的职责。

　　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杨林玫正是通过这样的培训从一个“小白”逐渐进阶为业内佼佼者。“我们的修复工作需要掌握雕版印刷、手工造纸等非遗技艺，像修复《大方广佛华严经》运用瓷青纸泥金工艺，还需研究古法配料与金粉书写技法。”她所在的山东省图书馆多年来坚持古籍专业人才培养“走出去”“请进来”“基地型”“师带徒”多元化模式创新，并与一些高校联合培养古籍修复人才。

　　在孔子博物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主要通过“师带徒”模式培养人才。于艳龙介绍，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下，孔子博物馆传习所聘请国家图书馆修复专家胡玉清为导师，以师带徒形式，培养古籍修复人才。近几年录用的古籍修复专业研究生到岗后，仍需进行培训，结合博物馆开展的修复项目锻炼培养古籍修复人才。

　　不同于传统的单打独斗，现代修复工作往往集众人之技，而多学科背景让这项集体工作更加游刃有余。宋晶介绍说，《永乐大典》“湖”字册的修复工作主要由几位青年修复师合作完成，每个人根据擅长领域，分别负责不同的修复环节，有人负责书叶用纸的纤维成分显微分析，有人负责书衣用绢的测量和纺织，有人负责修复用绢的染料分析和模拟染色。

　　这场跨越千年的守护，正在书写新的篇章。据悉，目前国家图书馆正在修复的藏品包括藏文古籍《大藏经·甘珠尔》，善本古籍元代版本《通志》，部分金石拓片卷轴和舆图等。当年轻的手熟练操作起古籍修复的技艺，文明的传承与弘扬不经意间已经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