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我国各民族经历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即使在宋辽夏金时期多个政权并立、战事频仍，隶属于不同政权的各民族仍然进行了十分密切的往来，推动了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我们通过两宋时期的归附人口现象，可以揭示当时的人口流动与民族融合，展现这一现象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充分体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辽宋夏金诸政权长期并立争衡，为壮大自身实力，各政权都采取了吸引、招纳甚至掠夺对方政权人口的政策，因而不同政权之间人口流动极其频繁。以两宋为例，受两宋招纳政策的影响，辽夏金统辖之下的众多人口纷纷归宋。在宋朝的归附人口中，有归明人、归正人、归朝人等不同类型，这是宋人根据归附人的来源与身份而做出的区分。其中，归明人指非宋朝的少数民族人户来归；归正人指宋人陷于蕃而后复归宋朝；归朝人主要指燕云地区的人口来归宋朝。由此可知，在宋朝的归附人口中，不仅有汉、契丹、党项、女真族，还有渤海、奚、吐蕃和溪峒等地的许多其他民族。

　　宋朝的归附人口数量庞大，归明人、归正人、归朝人均被宋朝视为“向化之人”。其中，归明人累计达50万人以上，归正人累计达100万人以上。对于归附人口，无论他们原先是宋朝人，还是其他民族，两宋政权都予以关照、包容和优恤，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首先，安置归附人口的地域十分广泛，遍布全国。北宋时期，契丹归明人多被安置在“西京、许、汝间”（《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五《政事·蠲复》），西夏归明人“迁配京西、江、淮之间者，其数不可计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六，元祐六年九月辛亥条）。到北宋末年，全国各地均有归明人定居。南宋时期，归正人起初多被安置在江淮州军和四川北部地区。随着归正人数量不断增多，安置范围也不断扩大，逐渐遍布南宋州郡，很多地方出现“民夷杂居，客主不敌”的局面（魏了翁：《鹤山集》卷十六《直前奏事札子二》）。蕃汉人口交错杂居，为民族交融创造了直接的条件和环境。

　　其次，为归附人口全面开放各个领域，包括政治、军事、农工商业。为使归附人安土乐业，宋朝政府不断补充完善有关政策法令，充分关照不同阶层、不同身份归附人的政治诉求和生活需求。第一，两宋政权对归附官员和部族首领厚加赏赐，比照他们归附前的官职，结合其立功大小，授予官职，并保障相关待遇。第二，允许归附的士人同宋人一样参加科举，并在录取名额上予以照顾。第三，吸纳归附人口从军。北宋时期，大量归明人被编入中央禁军、地方厢军、西北蕃兵、弓箭手、西南义军土丁等；南宋时期，归正人从军者数量更为庞大，成为抗御金朝、收复失地的重要力量。这些从军者在防御和征战中，逐渐融入宋朝军队，成为宋朝重要的军事力量。第四，鼓励归附人耕田，对于愿意从事农业的归附人，计口授田、减免赋税。北宋时期，对归明人的授田标准甚至达到宋人中户水平；南宋时期，允许归正人耕占闲田、耕佃官田，并减免赋税。第五，对于从事工商业的归附人，两宋政权采取减免差役和税收等方式，保障其经济收入。第六，两宋政权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对归附人口完全开放，比如对于其中的鳏寡孤独者、从事宗教行业者，积极抚恤。以上种种政策，无不显示出宋朝对归附人口的体恤和优待。正因如此，两宋时期的政府、军队、各行业中，都有大量归附人口的身影，这有利于他们同宋人充分交往并融合。

　　宋朝归附人口来自不同地区和民族，他们在进入两宋辖地后，也带入了原先的经济方式、生活习俗和语言观念等，从而推动了不同社会元素的整合与创新。即使是来自淮河以北原为宋人的归正人，也因曾经在金朝统治下生活了一段时间，不同程度地浸染了女真习俗，“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范成大：《揽辔录》），在观念、风俗等方面已与普通南宋人有所差异。因此，他们归附宋朝后，势必也会带来新的社会元素。

　　在归附人口中，很多人原来采取游牧、渔猎等生活方式。他们来归后，通过与宋人共同生产生活，将不同经济方式进行了充分融合。有些归正商人携带原地的货物到宋朝售卖，南宋市面上经常出现女真土产和用品。归附人口也为宋朝带来技术贡献和技术交流，比如，康定元年（1040），西夏归明人杜文广把云梯等攻城技术传播到了北宋。熙宁年间，西夏归明人李定向宋朝献出“神臂弓”，成为宋朝士兵在战场上的“利器”（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九）。归附人口还将各民族的服饰、音乐、舞蹈等带入宋朝，推动了文化艺术的碰撞、融合、提升。隆兴元年（1163），有人反映临安府的归附人不仅未脱下胡服，反而引发军民效仿，而“音乐杂以女真”（《宋会要辑稿》兵一五之一二、一三）。乾道四年（1168），有人反映临安府十多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胡装，声音乱雅，好为胡乐……东南礼义之民，乃反堕于胡虏之习而不自知……今都人静夜十百为群，吹鹧鸪，拨胡琴，使一人黑衣而舞，众人拍手和之”（《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十七）。由此可见各族文化密切交流互鉴的情形。

　　我国古代虽然存在很多民族，但往往都将自身的民族起源追溯为共同的祖先，认为不同民族具有共同的血缘，只是由于生存环境存在差异，才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因此，我国古代不同民族之间，互相通婚的现象十分普遍。宋哲宗时期，规定“归明人除三路及缘边不得婚嫁，余州听与嫁娶”（《宋会要辑稿》兵一七之三），西南省地与溪峒之间亦可通婚，这加速了民族融合进程。

　　姓氏作为个体乃至群体的身份标识，在文化认知中具有重要作用。归附人改易姓氏的现象较为常见，改姓方式包括官赐姓名、向官府陈请改姓和私自改姓。宋朝对归附人中的部族首领、立功之人等，采取赐姓赐名的方式，以示恩宠。在官赐姓氏中，以赵姓最多，当然也有例外。青唐地区的吐蕃首领俞龙珂归顺宋朝后，因非常仰慕宋朝忠臣包拯，请求神宗赐其“包”姓。神宗同意，赐其姓名为包顺，并赐其弟瞎药姓名为包约。俞龙珂兄弟改姓包氏，不仅表明了他们的民族认同，也体现了他们对清正廉明传统文化的认可与钦慕，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凝聚力。

　　作为个体乃至群体的认知因素，籍贯构成中国人的重要文化取向，反映出深沉的乡土眷恋与人文情怀。为了寻求身份认同，宋代归附人口中还有申请更改祖贯者。绍兴五年（1135），归朝人官员马钦上言说：复归汉土已久，希望能够通过改变籍贯的方式，加强与宋人的认同，因此希望高宗能够特赐中原祖贯。他的这一请求获得了高宗的允准，被赐以凤翔府扶风县为籍贯。

　　通婚、改易姓氏、更改籍贯，展现了归附人口十分深沉的文化归属感。他们虽然属于不同民族，但内在地具有凝聚统一从而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随着时日渐久，归附人口与宋人逐渐融合为一体，难以分别。南宋孝宗时期，就有人指出归正人“归来既久，事宜一体”（《宋会要辑稿》兵一五之二〇），“年深各已乐业，有同土著”（《宋会要辑稿》兵一五之二三）。可见，即使在宋辽夏金这一政权分立、战争不断的历史时期，我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也从未中断，如涓涓细流滋润着中华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