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济纳河和居延海一带，远控大漠、近屏河西，水草丰美、宜于农牧，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也是秦汉时期匈奴南下河西的交通要道。汉代居延塞的屯戍活动持续两个多世纪，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亭障烽燧遗址，陆续出土了33000余枚汉简，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第一，河西开地与居延设防。居延，古称“弱水流沙”。《水经注》载：“流沙地在张掖居延县东北……弱水入流沙。流沙，沙与水流行也。”弱水，即额济纳河。“居延”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为匈奴地名，在汉朝势力到达河西之前就已存在。

　　战国至秦之际，活动于河西地区的主要是月氏、乌孙，后来，月氏强大，赶走乌孙，成为河西的统治者。大约秦朝时，匈奴崛起，打败月氏，占领河西走廊。西汉初年，匈奴势力强大，成为汉朝北方最大的威胁。面对强敌匈奴，汉朝主要以防御为主，并实行“和亲”政策以换取边境的安宁。

　　汉武帝即位以后，为解除匈奴的威胁，对匈奴发起了进攻。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入侵上谷、渔阳，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李息率军出云中，击匈奴楼烦、白羊两部，夺回河套地区。元狩二年（前121年），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出陇西，进军河西，过焉支山千余里，袭击匈奴驻守在武威地区的休屠王所部，打开了河西走廊东部大门。同年夏，霍去病第二次进军河西，出北地，越居延海，南下祁连山，采取迂回包抄战术，大败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同年秋，浑邪王击杀休屠王，率匈奴四万余众降汉。汉朝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美、宜于畜牧的祁连山和焉支山。

　　汉朝为巩固对河西的统治，实现“断匈奴右臂”、通西域的目的，开始大规模开发、经营河西，不仅修筑了纵贯河西的长城烽燧，派兵屯戍，还向河西大量移民，建立了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发戍卒18万人，置居延、休屠二都尉，以卫酒泉，这也是汉朝在居延筑城的开端。太初三年，遣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同时派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路博德在居延北筑遮虏障，这是居延最早的防御设施之一。

　　无论筑“居延泽”还是“居延城”，均系泛指，都包括整个居延地区的防御设施——亭燧、城障等在内。从汉武帝取得河西以后的100多年间，经过设城置塞、徙民实边等措施，汉朝在居延地区建立起了完备的防御体系，该地成为河西最大的军事基地和屯田区。

　　第二，居延塞防御体系的构建。居延的烽燧亭障主要沿额济纳河两岸修建。据考古调查，居延地区现存汉代烽燧城障遗址200余处，如居延城、破城子（甲渠候官）、肩水金关等，见证了两汉时期河西边塞强大的军事防御体系。

　　居延遗址出土的居延汉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等资料，反映了汉代河西边塞防御系统的构成和屯戍活动。河西汉塞防御系统中最重要的是候望系统，其建制从上到下依次为都尉—候官—部—隧。汉代居延地区设居延、肩水两部都尉府，长官为都尉。都尉之下是候官，长官称“候”。居延都尉府辖有殄北候官、甲渠候官、卅井候官。肩水都尉府辖有广地候官、橐他候官、肩水候官。候官的下一级管理机构为部，由若干隧组成，部的长官是“候长”。候望系统中最基层的组织是隧，隧设隧长，戍卒3—4人。候望系统承担着候望、徼迹、通讯等职责。

　　为解决军队的粮食补给问题，汉朝在河西实行军屯，专设农都尉进行管理。居延有两大屯田区，北部是以甲渠塞、卅井塞和居延泽包围的居延屯田区，南部是以肩水东西两部塞为依托的骍马屯田区。田卒是屯田系统的主要劳动者。居延汉简中有田卒名籍，记录了田卒的身份信息，如“田卒河南新郑富里公乘孙章年廿九”。汉简还记载了屯田的组织与管理、谷物种类与粮价、粮食仓储与调运等情况。

　　汉代河西作为边塞军事要地，郡太守、部都尉领有屯兵也为常制。太守、都尉所领屯兵主要是骑兵，并配合有少量步兵。居延汉简中有不少骑士简，如“日勒骑士万岁里孙守”“昭武骑士乐成里羊田”。汉代张掖郡还设置有属国都尉，领有一定数量的“属国胡骑”。骑士是居延边塞的防御作战部队，通常集结、驻守在都尉府城或候官城障，必要时受命征战。

　　汉朝不仅建立了完善的军事体系，还制定了严密的塞防制度。居延破城子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简册详细记载了各种具体情况下应使用的不同联防示警信号，是汉代边塞候望系统具有代表性的烽火制度条令。河西边塞对人员流动也有严格规定，从肩水金关汉简来看，凡是南来北往的行人、车辆都要入关检查，须有官方发放的关传凭证，方可通行。

　　汉朝还大批移民屯垦，设置居延县，隶属张掖郡。居延县见于简牍者有80多个里，为5个乡管辖。人口的增加，不仅促进了居延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为居延边塞的防卫提供了大量人力和物力支持。

　　第三，居延塞是河西的安全屏障。居延塞所在的额济纳河两岸水草丰美，是匈奴南下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称“居延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元狩二年霍去病第二次出河西，走的就是此道。汉朝在居延设防后，匈奴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长驱直入南下河西。

　　汉武帝时期在西北与匈奴的斗争中，居延塞始终处于重要的地位。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被围困，汉武帝派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出西河，与强弩都尉路博德会于涿涂山，以分散匈奴兵力，减轻李广利的压力。同时，又派骑都尉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北千余里”。天汉四年，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朔方，汉朝派强弩都尉路博德“将万余人”，出居延，与李广利会合。

　　居延塞的修筑有效防御了匈奴侵扰，保障了河西安全。昭帝元凤五年（前76年），匈奴右贤王和犁汙王率四千骑，分别从日勒、屋兰、番和三处进攻张掖，企图收复浑邪失地。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抵御，并射杀了犁汙王。匈奴犁汙王封地南面就是居延，匈奴此次并非顺居延道南下，而是从张掖境内合黎山的三个隘口发动进攻，正说明居延塞防守之严密。

　　居延塞作为汉朝西北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着河西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新莽末至东汉初，内战连年，西北边防线濒于瓦解。窦融到河西以后，“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加强了居延一线的防卫。东汉中期以后，由于匈奴势力的削弱和西迁，居延塞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东汉后期，西北边塞逐渐罢戍，居延塞最终被废弃。居延塞的兴衰变迁，反映出汉匈民族在战争和经济文化交流中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