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进边疆治理，需要强化理论支撑。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深化边疆治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推出更多具有影响力、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运用好边疆研究成果，讲好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故事。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修养和综合素质过硬的边疆治理研究队伍。”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伟大历程中，新疆各族民众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缔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为开发、建设、保卫祖国西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维护国家统一成为各民族共识

　　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都为奠定祖国疆域、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西域各地民众“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天山南部的莎车王延时常告诫其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这里所谓“汉家”即指汉朝。在他的教诲下，其长子康继位后，坚定继承父亲遗志，协助西域都护维护当地社会稳定。东汉初立，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之后，中原局势不稳，镇守西域的汉朝官员班超奉命回朝，引发西域各地混乱，于阗王广德及民众“互抱超马腿，不得行”。8世纪中叶，唐朝内部爆发“安史之乱”。唐朝皇帝抽调漠北回纥兵马南下平叛，回纥王子叶护受命率领骑兵援助。“回纥至扶风，郭子仪留宴三日。叶护曰：‘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以食为！’宴毕，即行”，亲率部众直接进攻叛军，充分显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迫切愿望。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除了代表正统地位的封建王朝外，在某些时段，尤其是中原地区动荡割据时期，因为种种复杂因素，包括边疆在内的局部地区曾出现过一些区域性的地方王朝和政权组织，诸如新疆历史上的汉代西域“三十六国”、魏晋时期的高昌国、唐宋时期的喀喇汗王朝和高昌回鹘王国、元代的察合台汗国、明代的叶尔羌汗国等。这些割据政权都是不同时期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其各族民众的生产和社会活动同样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证明，受中国古代国家建构观念“天下观”的影响，新疆地区的这些地方政权都活动在大一统的汉唐元明领域内，具有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它们或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或臣属于中原政权。例如，11世纪喀喇汗王朝时期的著名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就将辽宋金时期的中国分为“上秦”“中秦”和“下秦”。其中，“上秦”为北宋，“中秦”为辽朝，“下秦”即其故乡喀什噶尔一带区域，三者构成完整的“秦”。

　　近代新疆面临列强环伺的恶劣环境，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左宗棠率军在驱逐外来侵略势力、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得到了维吾尔、蒙古、锡伯等各族民众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民众积极捐款捐物，捐助多架飞机，极大鼓舞了前线将士的抗日热情，为开辟西北抗日运输大通道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历史事实充分体现了新疆各族人民捍卫国家主权、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

　　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内在动力。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多民族共聚并存、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维护边疆地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早在秦汉之际，新疆就是多民族聚居活动区域。至19世纪末，新疆地区依然保持着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13个主要民族聚居分布的基本格局。新疆各民族在广袤辽阔的西北边疆经过长期孕育、演化和交融，逐渐形成了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例如，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回鹘人就同唐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统辖关系，主动称臣纳贡。唐朝多次将公主下嫁回鹘可汗为妻，其后代自称唐朝之外甥，并引以为荣。840年，回鹘迁居西域后，建立的诸政权仍同宋朝维持着密切关系，并称宋朝为“汉家阿舅”。同时期的高昌回鹘首领也在其表文里对宋朝自称“西州外甥”。《宋史·回鹘传》明确记载：“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

　　新疆历史上这种常态化的民族迁徙、交往、融合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新疆各族民众皆以国家统一为己任，以自己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自豪。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的“塔特·桃花石”词条中，将回鹘人称为“塔特·桃花石”。“塔特”即“回鹘”，“桃花石”即“秦人”。元代的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解释说：“桃花石谓汉人也。”喀喇汗王朝的首领也自称“桃花石汗”（意为“中国汗”）。这是当时新疆各地民众自觉认同中华民族的典型例证。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根脉和魂魄，更是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延续绵长、人心凝聚的强大精神纽带。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新疆地区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多样文化、多种宗教共存的地区，各族文化始终在中华文化沃土中互鉴融通、兼收并蓄，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繁盛作出了重要贡献。自从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以来，汉语文就是新疆各族一直使用的官方通用语言，两千余年赓续不断。在新疆曾经使用的龟兹语、回鹘语中，也都含有大量汉语词汇。在新疆发现的汉佉二体钱、汉龟二体钱，证明了各族语言文化的交融情况。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南缘等地相继出土的《论语》《孝经》等残卷，皆印证了中华文化在新疆的使用和传播情况。龟兹人鸠摩罗什对于佛经中国化的杰出贡献、唐代疏勒人慧琳的巨著《一切经音义》、宋代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和宋代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等著述，都极大地充实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涵。晋唐之际，西域音乐舞蹈（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传入中原，成为朝廷宫廷乐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文化生活。元朝时期，别失八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人安藏通“孔、释之书”，曾翻译《尚书》《贞观政要》，进呈忽必烈。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等人，则直接参与了《宋史》《辽史》《金史》的编撰工作。

　　历史证明，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华文化沃土中枝繁叶茂，并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