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清俐  张杰

　　3月29—30日，“民俗学、民间文学前沿学术暨《民俗研究》高质量发展”学术论坛在济南举行。与会学者围绕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学术前沿动态、学科建设与发展路径进行研讨，既体现了当代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者对现代语境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学理关切，也彰显了学界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使命担当。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新技术的更新迭代，民众的生活方式发生变迁，当代民俗学从关注具体民俗事象转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山东大学教授刘铁梁提出，当代的民俗学研究应具备“生活传承”视角。他认为，民俗学从日常生活来研究文化或文明传承的视角与方法，代表了民俗学研究的基本目标——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经历的具体描述与叙事，认知和理解人的生存方式变化与文化传承的历史。他呼吁民俗学者超越对“俗”的静态记录，转而关注“民”如何在生活世界中动态地再创造文化意义。

　　在社会急剧变迁的当下，我们的民俗文化和民俗研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毛巧晖认为，我们应运用多种现代手段记录、研究现代化过程中民俗文化的变迁。以深度田野访谈的方式，获得第一手田野资料，形成从实证出发的田野研究。同时，应从多种角度梳理中国民俗及学术史的历史面貌，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方式，由外及内地为民俗学本体理论提供新的认知和思考，如应用民俗学、比较民俗学、文艺民俗学、艺术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此外，也要关注民俗艺术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以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目标，为民俗学研究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我国的农业文明滋养了中国人的民俗生活，并形成自己的民俗观念与民俗学传统。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认为，讨论中国民俗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立足我们的文化根基与风俗传统，在对中国民众生活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它的核心内涵是对人民文化的认知与研究。中国民俗学关注的是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以整体性视角关注生活世界是中国民俗学重要的学术传统。此外，还要观照中国民俗学的实践品格和创新性品格。中国民俗学的实践品格，是基于中国本土民俗的认知和对于社会服务与规范的实用追求；而日常生活流动与更新决定了中国民俗学必须具有创新性，且随时代变化不断提出新命题。

　　在剧烈变化的当代社会，民俗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也发生变化，现代社会的“民”与“俗”已无法被简单定义为稳定或流动、传统或现代。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九霞认为，中国民俗学研究者的学科认同，恰恰应从“民”的多样性和“俗”的超越性中找寻，民俗研究需多层面深化：批判性反思“传统”的建构性，警惕将民俗本质化为“文化遗产”，而忽视其动态协商过程；关注边缘群体生活，防止空心化乡村老人、城市底层群体的民俗实践被主流叙事遮蔽；秉持技术伦理与文化多样性，数字技术既可能促进文化传承，也可能加剧同质化危机。通过融合经典理论与当代议题，民俗学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寻找文化的韧性。山东大学教授叶涛建议，应总结中国民俗学学术成果，借鉴世界各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培养掌握本学科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人才。

　　传统民间文学以“口头性”为核心特征，但数字时代的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促使研究者突破固有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安德明提出，要以“大文学观”重新定位民间文学，主张其与作家文学共同构成民族文学传统的“双翼”，打破长期边缘化的学科地位。他强调，民间文学需在跨学科对话中探索与作家文学的互动机制，并增强对社会文化变迁的适应性。

　　温州大学教授黄涛进一步提出，随着识字率提升与媒介技术发展，民间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已转向文字、网络及多媒体形式，需重新定义其边界与特征，以容纳社交媒体时代的文化实践。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利慧以神话学为例，强调民间文学的动态性。她认为，神话并非静态文本，而是通过影视、游戏等现代媒介实现不断重构，其功能从解释宇宙起源转向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这一视角为传说、民谣等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即从文本分析转向过程研究，从单一学科考据转向跨媒介、跨文化比较。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提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多为口头传统，其丰富性为研究文学的内外部规律提供了鲜活案例。此外，在数字时代，口头文学呈现新的特征，媒体技术使民间文学的演述突破时空限制，音频、视频与文字共同构成新的传播生态。这种变迁既带来机遇，也引发挑战，如何在新形势下推进民间文学研究，成为亟待探索的课题。

　　民俗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保持着张力，为考察文化的创造性与流动性提供了很好的切入视角。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在非传统文化视域下探讨了文化转型。他认为，现代性推动了文化的非传统化，表现为传统形式向非传统形式的创造性转化。非传统文化具有动态性、碎片化和流动性，与传统文化的固定性、静力学特征形成鲜明对比。他强调，民俗文化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多样性，其发展并非线性，而是不断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理解文化的流动性，是把握文化转型的关键。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宋俊华从民间戏剧中透视传统文化的遗产化与现代化间的张力。他注意到，在传统与现代互嵌社区或语境中，民间戏剧徜徉于传统与现代生活之间，以二者混搭风格呈现。通过甘肃会宁秦腔艺术团、潮汕地区英歌舞等案例，他揭示了民间戏剧发展过程中遗产化与现代化的对立统一关系，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民间戏剧发展。

　　非遗传承保护与中华文化符号的形塑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性任务。云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安学斌认为，非遗作为中华文化符号构建的基础，具有促进系统化发展及增强具象性等作用，而中华文化符号则对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起到提升与推动作用。他提出，要深化非遗的符号化、重构再造、意义认知与价值挖掘，加强教育与研究，完善传承传播体系，促进非遗与中华文化符号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以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民俗学界有着强烈的使命担当。《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副主编黄龙光建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以公共民俗学为实践路径，通过跨时空、跨民族、跨主体的公共性特征，整合政府、学界、商界等多方力量，挖掘各民族共享民俗资源，推动知识生产、话语转化与理论创新。具体实践包括加强非遗保护与本土教育，开展民俗生活节等公共交流活动，促进文化认同与社会融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凝聚力。

　　论坛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