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五行》和简书《五行》的先后出土，证实了荀子所谓的“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五行”乃仁、义、礼、智、圣。一般认为，简书《五行》和帛书《五行》经文部分是子思或子思学派的作品，帛书《五行》说文部分则是孟子之后的作品。故而，简帛《五行》是我们理解思孟学派思想以及孟子传承与发展孔子思想过程的重要文献。

　　通观简帛《五行》，我们可以发现，与孔子重视仁、智之德以及孟子重视仁、义、礼、智“四德”不同，《五行》非常推崇圣、智之德，尤其是圣之德，并且明确以人之听觉来界定圣、以人之视觉来界定智。例如，《五行》言：“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见贤人，明也。见而知之，智也。”另外，《五行》言：“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五行和”是指仁、义、礼、智、圣相互和合，此“和”称为“德”，对应的是“天道”；“四行和”是指仁、义、礼、智相互和合，此“和”称为“善”，对应的是“人道”。显然，在《五行》看来，与“四行和”和“人道”相比，“五行和”和“天道”是更高的境界。故而，“圣”是比“智”更高的德性。这也意味着听觉之能力比视觉之能力层次更高。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眼睛的认知功能和耳朵的听觉功能是人具有的两种重要认知功能。《尚书·洪范》言：“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视和听各是“五事”之一。《周礼·秋官·小司寇》言：“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耳听和目听各是“五声”之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远古之人看来，听觉获取的认知范围更广泛，故而听觉的作用更大。原因在于，人能借助听觉实现同神灵的沟通，视觉则没有这个能力。具体来说，在远古之人看来，视觉只能认识人身边的经验世界，不能把握人无法经验的超验世界，故而无法与神灵进行沟通；听觉则能突破经验世界的限制，闻听到神灵的声音。因而，在远古时期，“圣”与“巫”是一体的，“圣”除了表示对人间事务的通达，更有着沟通神灵之义。

　　另外，从“圣”和“听”之原始字义，亦可见远古之人对听觉的推崇。一般认为，圣与听是同源字。“圣”字之繁体为“聖”，含有“口”和“耳”字。口和耳都同声音有关，出于口为声，入于耳为听。《说文解字》将“圣”解释为：“通也，从耳呈声。”段玉裁注：“圣从耳者，谓其耳顺。”《风俗通义》言：“圣者，声也，通也，言其闻声知情，通于天地，条畅万物，故曰圣也。”“听”之繁体字为“聽”，含有“耳”“目”“心”等字。耳、目、心皆为人的重要认知器官。可见，造字者显然是将听视为一种统合耳、目、心的综合认知能力。《说文解字》将“听”解释为：“听，聆也。从耳惪。”段玉裁注：“凡目所及者云视，如视朝、视事是也。凡目不能遍，而耳所及者云听，如听天下、听事是也。”这些关于“圣”和“听”的解读都强调，圣人之听能做到闻声知情，故而能遍知万事、条畅万物、贯通天人。可见，《五行》以“闻而知之”释“圣”，并将圣之德看作高于智之德的最高德性，源自远古之人对“听”的推崇。当然，与远古之人把“听”理解为闻听神灵的声音不同，《五行》之“听”更多指对天道、天德的冥契，已经脱离原始巫术的宗教模式，具有一定的人文色彩。

　　孔子亦言“听”和“见”。例如，《论语·季氏》载：“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可见，孔子将“视”“听”作为人认识世界的重要能力。《论语·为政》载：“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是强调为政要多闻多见。孔子亦强调“听”的重要性。《论语·为政》载：“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可见，孔子认为“耳顺”之境界比“知天命”之境界更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论语·阳货》载：“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这句话明显有贬低“听”的意思。如何认识孔子思想中的这一矛盾现象呢？笔者以为，这反映了春秋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感觉器官在认识中具有局限性，开始强调心在认识中的作用。例如，《老子·十二章》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稍晚的《荀子·劝学》言：“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则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这些都强调目、耳、口在认识中具有局限性。《论语·颜渊》言：“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段话透显出要以“心（仁）”来管摄视、听、言、动。

　　孔子对“听”之理解的变化也使其对“圣”的理解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圣”的人文性不断凸显以及对“圣”的弱化。《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这段话强调圣人要有广大的功业，即圣是一种外王的至极。《论语·子罕》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段话表明，在孔子看来，圣人不仅仅是才能出众。孔子的潜在意思是，圣人还要有高尚的道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通观《论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不特别强调圣人，而是更强调君子。孔子直言：“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这反映出，孔子认识到圣人乃一种理想人格，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君子人格则可以通过努力实现。所以，与超越的天道相比，孔子更关注现实的人道。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罕言性与天道。

　　《五行》继承了孔子将仁内化为内心之德的思想，作出了“行于内”的仁、义、礼、智、圣是“德之行”与“不行于内”的仁、义、礼、智、圣是“行”的区分，并阐述了心之忧、思、志在德内化于人心中的作用。基于此，《五行》在释“听”时继承了孔子以“心（仁）”管摄视、听、言、动的思想，强调“心”的作用。《五行》言：“闻而知之，圣也。”“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闻君子道而不知其君子道，谓之不圣。”可见，在《五行》看来，仅仅“闻”还不是“圣”，由“闻”上升到“圣”还需要“知”这个环节。那么，“知”的作用是什么呢？《五行》论述了仁、智、圣三德的形成过程。《五行》言：“仁之思也清，清则察……形则仁。”“智之思也长，长则得……形则智。”“圣之思也轻，清则形……形则圣。”《五行》还言：“智弗思不得，思不清不察，思不长不得，思不轻不形。”可见，“知”的作用就是思，即心对耳目所闻见的事物进行思辨和选择。这正突出了“心”在成德中的作用。

　　《五行》也不是完全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看，《五行》从“闻而知之”的角度界定圣，是对孔子思想的偏离。孔子立足于现实世界来言圣，强调圣人是道德和事功的双重圆满，并且认为圣在现实世界中很难碰到，人们应该追求的是君子理想。所以，《五行》对“圣”的推崇实有把儒家思想往天道方向偏转的倾向，这就削弱了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此后，孟子将仁、义、礼、智、圣“五行”发展为仁、义、礼、智“四德”，而不突出圣，可以说是对《五行》的一种纠偏，或者说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回归。

　　孟子之后，荀子更强调“见”之智和“行”之用。《荀子·儒效》言：“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荀子认为，“见之”比“闻之”更高，而“行之”又比“见之”高；圣人之为圣人是因其能做到知行合一。显然，荀子意在突出圣人的外王一面以及儒家的人道理想。从这一点看，荀子思想更契合孔子学说之精神。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出土文献与周代乐制、乐教研究”（22VJXG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