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西洋史研究的成就与局限

2025-04-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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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全球史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有了巨大冲击。在全球史学家看来,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意味着历史研究的主题不能再被孤立地看待,且不能只以民族国家或帝国为分析单位。正如全球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所强调的:“全球史的核心关怀在于流动和交换,以及超越国界与各种边界的进程。其出发点是互联的世界,其主要议题则是物质、人口、观念、制度的流动和交换。”正因如此,全球史要超越民族国家史,并尝试从全球视野来解释世界历史的进程。
  大西洋史
  是一种区域性的整体史
  大西洋史作为欧美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张把1450年至1850年之间大西洋世界内部的岛屿、民族国家和帝国等当作一个区域性的整体来进行研究。在大西洋史学家看来,传统的以民族国家或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存在明显局限,因为它们无法解释奴隶贸易、人口迁移、宗教思想的传播、海洋生态以及科学知识的交流等跨国界或跨大西洋层面的历史现象。此外,作为对以陆地为中心的历史观的批判,大西洋史倡导从大西洋视角来研究南美洲、北美洲、非洲和欧洲在人口、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知识和宗教传播等领域的相互交流。与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倡导的地中海史一样,大西洋史是一种区域性的整体史,并尝试整合传统的欧洲国别史、帝国史和美洲殖民史的研究领域。
  2006年,豪尔赫·卡尼萨雷斯-埃斯奎拉和埃里·克西曼合编的《全球史中的大西洋》论文集,基本上反映了大西洋史如何应对全球史的冲击。一方面,到21世纪初,欧美学界居于主流的“大西洋范式”仍然局限于研究近代早期北大西洋的历史,忽视南大西洋以及大西洋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近代早期的大西洋史研究主要以欧洲民族国家或帝国为中心,尤其是以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荷兰等为基础,忽视了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在编辑《全球史中的大西洋》时,豪尔赫·卡尼萨雷斯-埃斯奎拉和埃里·克西曼强调,“大西洋范式”需要朝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从空间维度上看,以欧洲民族国家或帝国为中心的大西洋史应该与比较性的且跨帝国的大西洋史相结合。换句话说,大西洋史不应仅仅局限在传统欧洲殖民帝国或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下,而应该探索比较视野下的大西洋史以及跨帝国的大西洋史。第二,从时间维度上看,“大西洋范式”不应以1800年或1850年为终点,而应该把大西洋史向1800年以前以及1850年以后进行拓展。受全球史研究的启发,马萨诸塞大学洛威尔分校历史系的克里斯托弗·斯特罗贝尔尝试从全球视野研究大西洋史。在2015年出版的《全球大西洋:1400—1900》中,斯特罗贝尔明确提出了“全球大西洋”这个分析术语,鼓励历史学家们从全球视角研究大西洋的历史并探讨大西洋与其他海洋之间相互关联的历史。斯特罗贝尔不仅考察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中后期由欧洲海外扩张所引起的全球大西洋的兴起和发展历程,而且分析欧洲和非洲在全球大西洋兴起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斯特罗贝尔还尝试探讨美洲的西班牙帝国是如何延伸到太平洋并与菲律宾和中国建立贸易联系,进而对大西洋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察荷兰、英国和法国殖民者在大西洋的商业活动和殖民活动,斯特罗贝尔尝试分析大西洋世界与印度洋世界之间的联系。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斯特罗贝尔认为欧洲及其在北美的前殖民地最终在大西洋和全球范围内取得支配性地位。《全球大西洋:1400—1900》探讨了全球交换和互联互通对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美洲人和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反过来如何塑造了大西洋世界以外的人民和地区的历史。
  与斯特罗贝尔一样,美国奥伯尼学院的丹妮尔·C.斯基汉尝试从跨学科和全球视角来研究大西洋史。在《帝国的纤维:全球大西洋的物质和文学文化,1650—1850》中,斯基汉将特定民族的刺绣、针线活和编织布料使用的材料称为物质文本,将纺织品界定为一种文化写作形式。《帝国的纤维》试图挑战长期以来关于作者身份、文本性和书籍制作的观念。斯基汉指出,在近代早期的大西洋,不可能将文本与纺织品区分开:小说、报纸、宽幅报纸和小册子都是在家用破布制成的纸上进行印刷的。斯基汉考察了特定类型布料的制造和全球流通,以及复杂的印刷网络,这些网络确保了这些纺织品的流通,促进了纺织品的生产与交换。将文学研究、书籍史和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方法和史料结合在一起,《帝国的纤维》为思考近代大西洋世界的不同媒体、语言、文学和文本性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视角。《帝国的纤维》的出版,说明全球视野有助于拓展大西洋史的研究领地并推动跨学科研究。
  探索跨海洋史研究
  受全球史的影响,大西洋史学家积极探索跨海洋史的研究,试图把大西洋和其他海洋之间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当美国在19世纪向西扩张到太平洋沿岸时,它以新的方式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随着来自新英格兰、亚速尔群岛、波多黎各以及来自日本、中国和韩国的个体陆续加入夏威夷土著居民,夏威夷的人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夏威夷独特的文化代表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双重遗产。以夏威夷为研究中心,里德·尤达将大西洋史扩展到太平洋,试图探讨大西洋史和太平洋史之间的相互关联。把英帝国当作一个海洋帝国,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约翰·麦卡利尔尝试探讨英国殖民者如何利用南非作为海洋贸易及殖民扩张的中转点,进而连接英帝国在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政治及商业活动。在《大西洋航行:东印度公司和航海时代英国前往东方的航线》中,麦卡利尔以东印度公司为中心,试图探讨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跨海洋史。在《海盗、商人、拓殖者和奴隶:殖民时期的北美与印度—大西洋世界》中,凯文·麦克多纳德考察了海盗、商人、白人拓殖者和非洲奴隶在北美和印度洋地区的活动,也尝试把印度洋和大西洋的历史整合在一起。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说明越来越多的大西洋史学家不再把大西洋世界当作一个封闭的地理区域,而是试图把大西洋与印度洋以及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整合在一起。
  此外,欧美学者相继出版了从全球视野研究大西洋史的专著和论文集。在《世界历史中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杰里米·布莱克尝试探讨大西洋奴隶贸易从兴起到被废除的历史过程,包括与大西洋地区以外其他奴隶制的比较以及现代奴隶制的持续存在等主题。2019年,特雷弗·伯纳德出版了《世界历史中的大西洋》,考察1490年至1830年间非洲、欧洲、北美和南美之间的联系。伯纳德试图说明大西洋不仅仅是一个海洋,也是一个重要的流通场所并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历史进程。
  在全球史的冲击下,大西洋史学家不再局限于把大西洋世界当作一个封闭的且静态的地理空间,而是试图探索大西洋与其他海洋、陆地、国家及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全球大西洋史不再强调以欧洲帝国或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大西洋史,而是试图从跨国、跨海洋和全球视野来研究大西洋的历史。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大西洋史对传统的以帝国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模式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和反思,但一些欧美历史学家仍然坚持以帝国或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大西洋史的研究。大西洋史学家试图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书写,但研究重心依旧集中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彻底克服欧洲中心论的局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族暴力研究”(21BSS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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