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明海英）3月29日，宋代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湖北大学举行。

　　地名是文化的载体。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齐德舜表示，地名与社会文化心理、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图腾崇拜、民族迁徙等因素有关。他利用汉藏两种文献资料对宋代汉文文献中出现最为频繁的宗（宗堡）、川（川堡）、隆（隆堡）等诠释后表示，这些地名均为汉藏合璧之地名，既有吐蕃文化的“宗”“川”“隆”，又有汉文化的“堡”。这些汉藏合璧复合型地名是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既蕴含着吐蕃民族和汉民族长期杂居相处、友好交往、共同构建多元文化的史实，又体现了宋代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历史地理场景。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高峰期。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晓龙表示，宋代政府财政收入中，工商业、茶盐酒等禁榷专卖品收入的提升尤为瞩目。宋代地方官府各类仓、场、库、务所管理的钱物数量极为可观。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王旭表示，宋代士大夫对于负郭田的追求与情怀，既与当时的土地政策、人口流动、城市经济发展等因素密不可分，又与士大夫对土地的态度以及“置产治生”的意识相关。在其构想的理想生活中，负郭田既是他们实现“耕读传家”的有力物质保障，更是他们在官场宦游的最终归宿。

　　宋代中央营造体制的演变，是中央行政体制发展和政治环境变迁的缩影。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黄光辉表示，学界常认为元丰改制后，宋代中央行政体制以六部寺监为核心。这种观点忽略了制度规定与制度运行、北宋与南宋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从宋代中央营造机构职权及运行机制的演变来看，元丰改制后的中央行政体制呈现动态调整与持续演变的历程，其复杂性远超六部寺监框架，且能够灵活适应并响应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环境需求。他以时间为线索，依据中央营造机构职能的演变及相互间关系的动态调整，对宋代中央营造体制进行了系统阐述。

　　湖北大学副校长刘志洪表示，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宋代文官政治体系之完备、科举取士制度之创新、商品经济管理之灵活、社会治理机制之精微，构建了极具研究价值的“宋代治理范式”。宋代在应对土地流转、人口流动、市场调控等社会治理难题中形成的制度智慧，在平衡中央集权与地方活力、稳定国家秩序与激发社会动能之间积累的治理经验，对破解当代基层治理、区域协调发展、公共服务供给等课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