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文学史是深化作家作品评价、总结文学发展规律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文学史的书写应坚持守正与出新的统一，需要在维度和限度两个层面着力。所谓维度，就是评价作家作品应抓住的核心要点，目的是精当准确地把握和界定作家作品所处的文学史地位，及所具有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避免空泛。限度则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制约，存世文学史料的不完整性，导致呈现出的文学史发展链条存在缺失。秦汉文学史里的枚乘书写，在理解文学史书写的维度和限度方面具有典型意义，对于重写文学史也不乏借鉴和启发。

　　进一步挖掘《七发》的文学渊源

　　枚乘文学史书写的第一个维度，是《七发》的评价问题。《七发》既是枚乘创作的代表性作品，也是观察秦汉赋史和文学史发展脉络的关键性作品。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在枚乘之前或同时的汉初辞赋作家有陆贾、贾谊、赵幽王和庄忌等，有完整赋作存世者唯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不计收在《楚辞》中的庄忌《哀时命》）。两相比较，会发现《七发》在情节结构、辞藻铺排以及创作手法等方面都是一篇跨度较大的作品，两者代表着不同的辞赋创作阶段。文学史家的意见是，《七发》是新体赋即汉赋形成和确立的标志性作品，这就抓住了枚乘辞赋创作评价的核心，也是界定枚乘文学史价值及意义的要点。因此，阐发何以界定《七发》为汉赋的标志性作品，以及这一判断和评价的文学史内涵，便是枚乘文学史书写的重要维度。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最早提出了《七发》标志着汉赋形成和确立的观点，并阐发称新体赋相较于楚辞，在内容上由批判现实、抒发个人愤懑感情，转变为对帝王的歌功颂德，劝百而讽一；在形式上则改变楚辞句中多用虚词、句末多用语气词的句式，进一步散体化，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七发》基本符合这些文学特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七发》在四个方面奠定了汉赋的基础，使它成为标志汉代新体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其一，虚构的问答体结构；其二，脱离楚辞的抒情特征转化为以铺陈写物为中心的高度散文化的文体；其三，开拓了文学的题材；其四，出现作为汉赋基本特征的“劝百讽一”现象。应该说，这两种文学史著述的评价切中肯綮，把握住枚乘文学史书写和评价的重心，将来重写枚乘文学史应以此为基础，即守正。

　　需要注意的是，该维度也需要进行拓展，这两种文学史著述的共同点是以楚辞为标准，观察《七发》在创作上的转变和开新，既然铺陈手法和虚构的问答体结构是枚乘创作不同于楚辞之处，那么两者的渊源问题就应该有所解释。这意味着，除了比较楚辞这一南方骚体赋的脉络，还需要建立另一个观察坐标，这样才能更全面地把握《七发》赋作的开创性意义。而所谓另一观察坐标，即以荀卿《赋篇》体制为代表的北赋创作，虚构的问答体结构、铺陈手法，都与荀卿赋有继承关系。《七发》充分汲取了南方骚体赋和北方荀卿赋体制的优长，融为一体，遂建立起真正代表汉赋体式的作品面貌，这是枚乘之前的贾谊等人的赋作所不能比拟的。

　　需要说明的是，汉赋铺陈手法的渊源稍显复杂，除荀卿赋外，应该说周秦时期的纵横文辞创作，对汉赋创作的铺陈手法有更为直接的影响。枚乘不是第一位将散文的铺陈手法运用于赋体创作的作家，贾谊即已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但枚乘的开创性在于使用铺陈手法融合了骚体赋和荀卿赋两种传统，又不拘于两种传统的束缚而能拓展出赋作新境。

　　重审政论性散文的艺术特征

　　枚乘文学史书写的第二个维度，是两篇“上书”（《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的评价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认为，第一篇上书“说理”详切，是“很有特点的文章”。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称两篇“有明显的辞赋特点”，概括了枚乘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抓住了“说理性”和“辞赋化”两个要点。

　　枚乘的散文创作也可从下述四个方面再加以拓展：第一，有着鲜明周秦纵横文辞的遗风，除讲究譬喻说理，使用铺陈手法外，还有不符合历史记载的夸张性书写，目的是为达到表达效果而营造、渲染一种文章的气势。第二，创作追求节奏感和韵律美，主要表现为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和七言等不同句式的交替使用，这影响到了辞赋创作。第三，具有明确的大一统倾向，为之后司马相如等人体国经野、润色鸿业的汉大赋创作奠定了基调。第四，纵向比较汉初作家散文创作的共性与个性，贾谊的散文创作有“弱化”譬喻的写实倾向，强化散文的政论倾向；枚乘则以赋心创作散文而呈现出更多的文学笔调，“降低”散文的实用属性。

　　实事求是地讲，对包括上书、奏疏等在内的实用性或政论性散文的分析和评价是文学史书写的难点，不能流于同质化，如千篇一律地从语言艺术的角度进行评价；也不能平面化或评点化，如将散文创作拆解为用典特征的分析，或者进行看似“独出机杼”的会意式评鉴。应该从多个角度分析其艺术特征，进而综括和把握它在文学史脉络里的“定位”，此类散文的评价是今后文学史编纂需要特别用力的一个方面。

　　适当拓展入史作品范围

　　枚乘文学史书写的第三个维度，是能够进入文学史层面得到评价的作品范围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流文学史著述，评价枚乘作品的范围基本局限在《七发》和两篇“上书”，这三篇作品都被《文选》所收，当然属于经典作品，进入文学史书写自无疑义。但不应仅限于此，特别是将来开展新的文学史编纂，更需要考虑拓展评价作品范围的可行性。

　　枚乘还创作有《梁王菟园赋》和《柳赋》两篇作品，是否需要写进文学史，值得认真思考。文学史家之所以不予评价，是认为这两篇作品有伪作之嫌，如何处理此类作品也是文学史书写的难点，因为争议性作品也会成为文学史的经典。两篇赋作以四言体为主，这是荀卿赋体制的特点，又有楚辞体的句式特征，赋体性质具有明显的“混合型态”，不同于新体赋（汉赋）的标志性作品《七发》。

　　这说明枚乘擅长各类赋体性质的创作，他能创作出成熟的汉赋体式，是糅合并充分汲取两种赋体创作传统的结果，也说明荀卿赋体制的创作脉络直到枚乘的时代还没有中断，仍是一流作家模仿、学习的对象。所以，这两篇赋作虽称不上经典，却具有文学史意义，有助于管窥枚乘赋的创作全貌，提供理解《七发》创作的文学背景，同时也呈现出荀卿赋体制在汉初的创作脉络。这提示我们，对于此类作品，也需要有选择地写进文学史，使作家作品的评价更立体、更丰富。

　　兼顾作家创造性和文学发展基础

　　最后来谈枚乘文学史书写的限度，表现在《七发》作为汉赋形成和确立的标志性作品，是枚乘独创性完成还是继承前人创作基础的结果，这需要对文学史脉络或链条的完整把握，但限于文学史料的有限性又很难做到。按照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枚乘应该有所继承又进行了一番提炼升华，才最终完成了《七发》，这也符合文学史发展规律。

　　观察贾谊的赋，还有枚乘创作的《梁王菟园赋》《柳赋》，它们和《七发》之间有显著的距离，很难想象没有中间创作“环节”作为铺垫，突然就出现了《七发》。幸运的是地不爱宝，北大汉简《反淫》为补足《七发》之前的创作环节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作品标本。《反淫》是一篇创作在《七发》之前的作品，两者在情节安排（以问答体展开）、内容书写（以治病为核心的铺陈类事）和遣词造句（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书写）三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雷同性。更为重要的是，《反淫》就现存内容来看，“摆脱”了楚辞体“兮”字的束缚，但保留着楚辞体长句的句式特征，同时讲求铺陈、说理，以及虚构的问答体结构，体现着荀卿赋的体制。这意味着在《七发》之前已存在非常“接近”汉赋体式的作品，为枚乘创作《七发》打下了基础，汉赋形成和确立的标志性作品的“桂冠”也最终因《反淫》的“不为人知”而花落《七发》。由此也就清楚，《七发》绝非一蹴而就的作品，而是凭借文学创作积累而结出的硕果。这里不否认作家的主观创造性，但同时也应将作家的创造性和文学发展的客观基础统一起来。

　　文学史书写是建立在文学史料整理、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史规律总结基础上的系统性工程，落实的路径在于写好个体层面的作家文学史。在此意义上而言，如何写好“一个人”的文学史至关重要，枚乘文学史书写的梳理和探讨提供了个案借鉴，也就是需要把握住“维度”和“限度”这两个关键尺度。这样才能兼顾返本与开新，开创文学史书写的新境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