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23日，辽金元诗文论坛暨“元代的族群、文化、文学与图像”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建伟表示，元诗表现出一定的传奇性，主要体现在对战乱与多民族社会的书写、诗人经历的传奇性、纪行诗的盛行、诗人关注现实与追求奇异等方面。他认为，这与元朝存续时间短、科举长期中断、北方民族政权、幅员广阔等因素密切相关，与通俗文体小说戏曲的出现亦有一定联系。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涂小丽通过分析诗歌文本揭示元诗叙事策略的多样化特征。她认为，隐含作者通过诗题、诗序、诗注等外部文本介入叙事，既拓展了诗歌的叙事层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歌的自足性。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元诗中的复杂关系，展现了元诗叙事建构的多样性，为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万里提到，元好问创作的大量题画文学，为我们呈现了金元易代之际文人士大夫观看和诠释图画的独特方式、审美意趣及复杂心态。因画中之景“唤起”过往记忆和隐藏情感，或观照一己之遭遇，或重温大定明昌之升平，或倾心于图中的野情山态，皆会生出一种“忽见画图疑是梦”的感慨，这也是元好问以易代诗人之眼观画与承平文人及专业画家之间的区别所在。他表示，从欣赏图画和关注画家到诗人的自我言说，元好问继承发展了杜甫、苏轼等人观看和题咏图画的传统，进一步巩固了文人士大夫的观画之道，为文人画思潮的盛行提供了接受和诠释的空间。 

　　元杂剧原本是供戏班演出用的“脚本”，虽具阅读功能，但元人尚未养成阅读剧本的习惯，故元刊本录曲而删白，主要供观戏、听曲和习曲之用。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黄仕忠表示，读者阅读剧本的素养至明中叶以后才逐渐养成，因书坊刊刻剧本而形成新的文本格式，成为一种可供阅读的“新文体”，赢得更多文人曲家参与。他表示，杂剧文本的变迁与表演本身的演进有关。演唱渐趋精细、表演程式丰富完善、因便于对演而增加对白等因素，都会导致表演时间延长，为控制演出时长，只好删减压缩曲文。全面了解元杂剧文本的流播情况，需要把剧本与戏班演出之间的关系、剧本刊刻与读者的“剧本阅读素养”“养成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元散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段海蓉表示，元代纪行散曲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是对元代散曲创作情景的一种跨越时空的诗性还原，有助于考察地理环境与文学创作间的关系、思考空间维度与作家心态意绪的交互作用、建构元曲空间诗学研究的新领域。挖掘纪行散曲隐含的地域文化内涵及传统文化意蕴，探究和思考其文化产业开发的适用度和契合点，使元曲艺术在当代地域文化环境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元初文学思想的走向在文学观念、创作倾向、时代思潮等方面趋于统合，体现出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博涵表示，元初南北士人面临着颓弊的士风问题，他们从改革文弊开始，突出强调作家的道德品性，推动文学观念向实用主义转变、统合。在创作上，因大一统而带来的地理边界的消失，进一步激发了南北诗人有关统一主题的写作及其对治平之世的追求。

　　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张艳表示，文章尚实是元代文风主流，元代文人在承接前代“质实”观念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对“质实”的内涵进行创新性拓展与独特性诠释，在创作中结合具体文体谈“质实”、践行“质实”。元人对文章“质实”认识的深化对明清亦有一定影响。

　　面对元代新的地理空间整合所形成的疆域格局，元代南方文士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叙述视野。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亮阐释说，他们一方面创作歌咏盛世想象的篇章；另一方面记录并反思盛世观照下的个体意识与命运遭际。他表示，这两种看似背离的叙述方式，是元代文学在地域、族群、制度多重交织作用下所展现的特殊之处。关注元代文士的双重话语叙述，不仅是关注文学表达的内在化和个体化，更是关注个体的命运遭际，以及个体与其生活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立足当下，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回望元代文学和元代社会，需要有一个历史的纵深思维，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元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郝青云认为，元代文学经典著作研究要从元代文学本体出发，重新审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建构符合元代文学实际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基于元代文学对中华文学传承发展中的作用探索元代文学的学术价值，从而推动元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