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快步迈进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生态系统成为全球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从消费互联网的“流量为王”到产业互联网的“价值共生”，平台企业通过连接多元主体、整合资源要素、重构生产关系，逐步演化为复杂生态系统的治理者。与此同时，治理难题伴随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涌现：平台企业如何平衡开放与控制？生态参与者如何摆脱单向依赖？数字化新情境下的平台治理逻辑如何迭代？解答这些问题，既是学术研究的焦点，也是政策制定的难点。

　　王节祥教授及其团队长期追踪中国数字平台生态实践，精心撰写《平台生态系统治理：边界开放度、参与者能动与数字化新情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一书，以中国实践为根基，依托严谨扎实的理论构建以及丰富翔实的案例剖析，充分阐释了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并尝试性提出一套系统性解决方案。该书不仅有力充实了国内平台治理研究的理论体系，更凭借对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高效连接，充分展现了在全球数字经济舞台上中国作为重要且极具增长活力的一极所贡献的独特智慧，彰显了中国正引领全球平台经济发展的潮流方向。

　　已有研究多基于“双边市场经济理论”视角，将平台视为连接供给方与需求方的中介，聚焦定价策略、网络效应等议题。随着平台向创新生态系统演进，其治理问题已超越单一市场逻辑，涉及战略选择、组织协调、制度设计等多重维度。笔者认为，该书的核心贡献在于跳出传统框架，从战略管理、创新管理的整合视角切入，构建了“平台企业—生态参与者—数字化新情境”的立体分析框架，揭示了平台治理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具体来说，其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边界开放度来看，平台企业的核心矛盾在于开放与控制的张力。书中提出，平台企业的开放度并非越高越好，而是需根据生态发展阶段、行业属性与技术特征进行动态调整。例如，早期消费互联网平台（如淘宝）通过低门槛开放吸引海量参与者，以快速形成网络效应；进入成熟期后，则需通过规则优化（如流量分配算法）筛选高质量供给，防止生态“低端锁定”。相比之下，产业互联网平台（如海尔卡奥斯、树根互联等）从起步阶段便需控制开放节奏，因其依赖行业知识沉淀与专业能力协同，过早开放可能导致生态碎片化。这一发现挑战了“开放即正义”的固有认知，为平台企业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其次，从生态参与者视角来看，既有研究多将生态参与者视为同质化、被动接受治理规则的“附庸”。而该书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参与者可通过“多重身份”（同时扮演经销商和品牌商）、“多栖定制”（跨平台差异化服务）等策略，主动塑造与平台的关系。如何处理与平台企业的互补和依赖关系，始终是参与者面临的战略拷问。例如，蘑菇街从淘宝生态的“导购工具”转型为独立电商平台，通过积累用户数据、孵化自有品牌逐步降低对淘宝的依赖，但新阶段也会遭遇新的挑战。从生态参与者视角切入的战略分析，突破了简单的“平台霸权论”，为中小企业在平台生态中争取话语权提供了理论支持。

　　最后，从产业数字化新情境来看，平台治理的逻辑正从“流量驱动”转向“能力共生”。书中以洛可可设计集团为例，剖析其如何通过搭建“洛客”开放式创新平台，将设计师、制造企业与用户纳入协同网络：一方面利用AI工具降低设计门槛，另一方面通过数据反馈优化产品迭代。这种“数字赋能+生态协同”的模式与传统消费平台的“流量撮合”有本质差异，要求平台企业从“规则制定者”转型为“能力共建者”。这一发现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该书不仅致力于理论创新，更注重实践指导性。通过剖析数十家企业的治理实践，提炼出可复用的策略框架，并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管理和政策建议。

　　在企业战略层面，针对平台不同阶段生命周期的治理挑战，提出三阶段适配模型：启动期要聚焦“冷启动”问题，通过补贴策略吸引核心参与者（如美团早期对商户的费率优惠）；扩张期要强化规则治理，平衡生态多样性（如抖音通过算法优化内容分发，防止低质内容泛滥）；重构期则要推动生态价值升级（如腾讯通过开放API接口，激励开发者基于微信展开生态创新）。这一模型帮助企业管理者跳出静态思维，以动态视角规划治理路径。

　　在政策设计层面，针对平台垄断、数据安全等政策难题，提出分类治理思路，例如，消费平台需重点监管算法歧视、价格滥用（如社区团购“低价倾销”问题）；产业平台需鼓励跨行业知识共享（如工信部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互联互通）；创新平台则需着重保护中小参与者的权益（如对开源社区的代码贡献者给予知识产权保障）。这些建议中部分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采纳，成为相关政策文件出台的重要参考。

　　平台治理的未来议程亟待深入研究

　　尽管如此，数字经济的快速演进仍呼唤学者予以更深入的研究。笔者尝试提出一些未来议程，与方家探讨。

　　第一，算法治理。当前平台治理中，算法黑箱、数据垄断等问题引发广泛争议。例如，外卖平台的骑手调度算法，是否过度追求效率而忽视劳动者权益？社交媒体的推荐算法是否加剧信息茧房？未来研究需将伦理原则嵌入治理框架，探索“可解释AI”“算法审计”等工具的应用。

　　第二，组织治理。区块链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技术正在挑战传统中心化治理模式。例如，以太坊通过智能合约实现社区自治，DeepSeek开源大模型与实体产业进行深度融合。这类“无权威中心”的生态如何避免出现混乱状态？平台生态的边界日益模糊，跨生态协作成为趋势，如何在保护核心利益的同时推动行业共赢？传统治理理论需要适应新技术、新模式发展，进行拓展、深化乃至重构。

　　第三，全球治理。中国平台企业出海面临复杂挑战，包括TikTok需应对欧美数据隐私法规，SHEIN需平衡快时尚与可持续性争议，小米需适应新兴市场本地化需求等。如何构建兼容不同文化、制度与价值观的跨国治理机制，亟待理论突破。

　　综上所述，该书通过理论创新、案例深描、实证检验与政策建言，为平台经济治理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期待作者及其研究团队不断拓展学科边界，推动跨学科融合（如管理学、法学、计算机科学），加强跨国比较研究（如中美欧治理模式差异），探索技术赋能的治理工具（如区块链存证、AI合规监测），为构建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平台生态系统治理理论体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