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普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随着2025年“八五”普法规划收官之期临近，对其成效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回顾自“一五”至“八五”普法历程，考核评估体系历经显著变迁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与深刻启示，为“八五”普法验收评估提供宝贵的历史镜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考核内容：从单一到多元的拓展——广度与深度的协同共进。“一五”普法考查“十法一例”等知识普及情况，属于基础性法律知识普及范畴。“二五”普法在知识普及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不同人群学以致用的能力，对干部评估其运用专业法律管理工作的能力，对群众则关注其依法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的意识。“三五”普法强调依法治理与普法工作的协同，如地方立法保障及基层、行业、区域的依法治理，展现出普法考核与法治实践相结合的趋势。“四五”普法以后，考核范围进一步拓展，涵盖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法治城市创建、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等，同时包括法治文化建设及“法律六进”等工作的开展情况，全面覆盖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从多个维度综合评估普法工作的成效。

　　考核方式：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形式与制度考核的并行不悖。早期的考核主要依赖传统手段，如统计参与普法学习的人数、仔细检查学习资料等。“七五”普法通过互联网考核传播效果与受众参与度，适应新媒体环境。“八五”普法进一步运用新技术分析不同人群的法治需求，提高针对性与实效性。同时，还展现出多种形式的活动与制度考核并行的特征。除了常规的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外，还积极举办法治文艺演出、法律知识竞赛、法治图片展览等活动，展示普法效果。此外，持续健全领导干部学法、公务员培训考核、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等制度，将执行情况纳入考核，从制度层面保障普法工作的推进与落实，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考核体系，推动普法工作的开展。

　　考核主体：从单一主导到多元协同——引领与社会参与的有机结合。最初，政府部门主导考核工作。“六五”普法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开启了社会力量融入的进程；“七五”普法进一步动员社会力量，重视其在普法中的作用。“八五”普法强调健全考核机制，政府内部加强了协调合作，推动普法工作的落实；外部监督机制也得到了完善，公众评价成为考核的重要参考，使考核更加全面客观，如上海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市级国家机关开展普适性评估，对重点执法部门进行全方位评估，以评促建，效果显著。甘肃委托专业机构，对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普法责任制落实、重点内容学习宣传、普法成效和群众满意度进行外部评价。这些举措有助于推动普法工作不断优化提升，更好地适应法治建设的需求。 

　　考核目标：聚焦素养与治理——法治素养培育与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双重驱动。早期普法考核侧重于公民对法律知识的知晓率，如今更强调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八五”普法将公民对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法治精神的认同度、法治实践的参与度等列为关键指标，全方位培养公民法治思维，使公民从法律知识接收者转变为法治践行者，如成都首创“公民法治素养评估指标体系”。在服务社会治理大局方面，考核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并随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具体而言，通过考核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普及应用，以保障市场秩序；通过强化社会管理法律法规考核，助力构建和谐社会；通过关注民生保障法律法规的落实，以维护群众权益。

　　一是法律功能演变视角下的驱动因素。社会发展初期，法律主要通过明确条文维护基本社会秩序，发挥规范功能。“一五”普法聚焦于农村和厂矿企业的“十法一例”等特定法规普及，提升人们的基本法律意识。随着社会进步和结构复杂化，法律功能从单纯规范向社会整合和文化传递等多功能转变。从“三五”普法起，考核延伸至地方立法保障、基层与行业依法治理，体现法律的社会整合功能，能够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推动社会有序发展。“四五”普法后，考核内容扩展到法治文化建设和“法律六进”，反映法律的文化传递功能，塑造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从法社会学角度看，社会变迁推动法律功能演变。新的社会问题和需求促使法律调整和完善，普法考核内容的丰富正是对此的回应。例如，市场经济发展使经济法律关系复杂，考核需关注相关法规的普及应用，以保障市场秩序。普法考核内容从单一到多元是法律功能演变的必然，反映了社会对法律的新要求，体现了普法在推动法律功能实现和促进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二是教育心理学视角下的驱动因素。社会发展促使公众法治意识觉醒，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层次显著提升。公众从早期对法律规定的简单知晓，转变为渴望深入理解法律原理，并在实际生活中熟练运用法律解决问题，这一转变源于其在经济活动、社会交往、权益维护等方面对法律指导的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考核评估体系发生相应演变。知晓法律法规是公民主动构建法治知识体系的基础，只有先接触和了解法律条文，公民才能进一步理解和思考法律背后的原理和价值。同时，公民对法治精神的认同度、法治实践的参与度是重点关注的考核指标。公民对法治精神的认同需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步构建，如参与社区法治宣传活动可助其理解内涵并形成认同；法治实践参与度与之契合，参与法律志愿服务等活动能让公民运用知识、深化理解、塑造观念。另外，不同认知阶段的公民，如青少年和成年人，普法策略和考核标准应有所不同。这些指标设定符合公民学习规律，有利于提升法治素养、推动法治建设。

　　三是政策过程理论视角下的驱动因素。政策过程理论强调，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是一个动态过程。提升普法工作质量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而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估体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科学性要求精准把握普法规律，依据不同受众的特点设定考核指标，这符合政策制定需考虑实际情况的原则。实效性要求考核聚焦普法工作的实际效果，以社会法治氛围的改善和公众依法办事能力的提升为衡量标准，避免形式主义，这与政策执行注重实际效果的要求相契合。可持续性促使考核评估体系具备动态调整能力，能够适应社会发展与法治进步的需求，这体现了政策评估需不断反馈和改进的要求。此外，通过优化考核体系，可以激发各地区、各部门的积极性与创新精神，促使其合理配置普法资源，如将人力、物力、财力向高效普法方式倾斜。最终，实现全民法治素养的提升，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高，为法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总之，我国普法考核评估体系经过长期演变，在考核内容、方式、主体和目标上持续发展，反映了时代需求与法治进步。在“八五”普法验收过程中，必须认识到演变背后的驱动因素，应将这些驱动因素融入“八五”普法验收评估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运用科学方法衡量成效，推动普法工作在新时代发挥积极作用，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