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作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宣布设立融资窗口，旨在以市场化、商业化的方式助力共建项目，进一步拓宽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渠道，这些举措对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意义深远。

　　当前，全球贸易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阻碍。对外直接投资则能够帮助企业绕过这些潜在的贸易障碍，通过在海外进行生产和销售，满足海外市场需求，成为传统国际贸易的重要补充。同时，企业在东道国拥有直接投资后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可能使东道国在设置贸易壁垒时更加谨慎，进而提高了市场的稳定性。此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更好地管理和控制生产过程，优化供应链，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效率，从而降低贸易壁垒带来的成本。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优化对外投资的政策环境，简化审批流程，完善跨境投资外汇管理，进一步降低企业“走出去”的制度性成本，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供有力支持。

　　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还能够帮助企业在获取当地资源和市场份额的同时进行技术追赶。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受益于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技术差距的行业中。随着国外技术封锁的加强和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逐步弱化，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设立研发机构等方式，开始面向发达国家主动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2023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为398.3亿美元，同比增长20.3%，且大额交易较上年明显增多。通过搭建政银企合作平台，举办项目对接会、投资洽谈会等形式，能够促进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帮助企业实现融资需求与金融资源的高效匹配，使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先进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等战略资产，实现从东道国向母国的逆向技术溢出。这有助于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共享，提升国内整体技术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升国际竞争力。

　　在全球制造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正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面对资源和成本的双重约束，中国亟须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加速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迈进，而对外直接投资为此提供了重要途径。

　　首先，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促进产业链全球化布局。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并在当地建立销售网络，可以推动中国优势产业海外聚集，从而拓宽市场空间，提升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国内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丰富融资渠道，如设立专项融资窗口、提供多元化贷款产品等，为企业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从而助力企业在海外布局中更好地整合资源，提升产业链竞争力。

　　其次，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促进中国本土高科技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飞跃，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加快转型升级，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迅速发展，已逐步向中高端迈进。要在“走出去”过程中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需求，中国企业还需加强国际化经营能力，注重品牌建设和合规运营，提升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最后，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利用全球资源向高技术产业转型，提高产业附加值。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全球市场和全球人才对产业链进行升级，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从而有助于改善中国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在利用融资窗口推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风险防控至关重要。政府应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和预警，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为对外投资的稳健发展提供保障。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投资合作所带来的资金、技术以及经营模式是促进经济加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通过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深化贸易往来、促进技术转移与分享、给予金融支持等多种形式，中国积极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发展，推动共同繁荣。例如，中国提出“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创设了“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与100多个国家及多个国际组织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合作，以实际行动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注入动力。

　　中国投资还助力最不发达国家完善产业体系，并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以中非合作为例，中国积极分享发展经验，对非洲国家给予人才和技术支持。自2005年以来，中国在非洲的业务总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投资总额达3000亿美元。投资规模增长的同时，投资领域也在逐渐拓展，产业业态正在从“中国制造、非洲使用”转变为“非洲制造、非洲使用”，为未来“非洲制造、全球使用”奠定基础。

　　然而，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和政治势力出于对中国影响力日益上升的焦虑，无端指责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贷款使其陷入所谓的“债务陷阱”。这些指责在扭曲事实、抹黑中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资金、技术和模式的国际传播。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融资支持，扩大无附加政治条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生产基地或合资企业。这不仅能够有效利用中国资金推广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实质性帮助，还能减少误解与争议，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注入正能量。同时，企业需要增强风险意识，建立健全内部风险管理制度，合理规避汇率、政治、法律等风险，从而更好地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保障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也需加强对境外项目的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落实风险缓释措施，确保资金安全，减少潜在风险，使中国企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更加稳健。

　　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772.9亿美元，存量高达2.96万亿美元。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8万家境外企业。国内金融机构通过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动跨境资金的有效配置，助力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同时，中国企业积极利用政策性金融工具拓宽融资渠道，确保对外投资项目顺利落地并取得实效。这些投资在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对外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改善运输网络、减少运输时间，提升了对外贸易和跨境物流的便捷度及合作效率。这不仅促进了参与国的经济增长，还对全球贸易成本的降低、经济效率的提升和经济活动的扩张产生了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使全球贸易成本降低了1.8%，特别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效果尤为显著，使相关贸易成本降低了10%。同时，该倡议推动共建国家贸易增长2.8%—9.7%，全球贸易增长1.7%—6.2%，有力支持了全球经济增长。

　　此外，中国的对外基础设施投资也加强了区域经济合作和资金融通，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随着国际分工的演进，各国基于构建全球价值链的需要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这些投资引发的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空间布局会引起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流动，提升双边价值链关联程度。这不仅体现在跨境投资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和新技术应用上，更体现在推动东道国产业深度转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地位跃升等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领域的优势，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经验和智慧，也能够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合理发展。

　　综上所述，用好融资窗口，深化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自身的产业链竞争力和国民收入水平，更对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意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