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科技发展与赋能成为事关大国实力乃至重塑国际力量格局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科技领域作为竞争要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国际关系学界由此掀起科技与政治研究热潮，虽然各自研究切入点与重点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均是围绕“科技革命重塑国际力量格局”这一核心议题展开。
尚缺有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
学界对于“科技革命重塑国际力量格局”的研究虽然火热，但总体而言尚缺少有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这就导致研究相对薄弱，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而这也主要受到诸多现实因素影响。
一是既有研究基础相对薄弱。一直以来，科学与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科学与技术与国际事务的互动在国际关系与政治研究领域中相对薄弱。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魏斯在《科学与技术是如何影响国际事务的？》一文中指出，科学和技术很少单独影响国际事务，而是与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力量相结合。这种多重因果关系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家为国际事务寻找有效解释的努力变得复杂，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科学和技术的影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往往被忽视。当然，也不排除研究者对困难有所规避。因此，如果应用传统分析框架解释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和政治的影响，必然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二是建立新的分析框架时机不成熟，且难度很大。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大部分新兴技术还未从研发走向大规模应用，对其可能影响的研究和预判需要时间去观察与梳理；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技术政治化与政治技术化现象并存且相互交织，由此带来的研究复杂度前所未有。
叙事逻辑未脱离传统“技术工具论”
研究科技革命重塑国际力量格局的逻辑起点是厘清技术与权力的关系。但多数研究仍主要将技术作为一种“赋能工具”，基本叙事逻辑是技术赋能实力，实力改变力量格局，格局变化带来国际体系重构。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于技术影响权力的“制效机理”的分析侧重有所不同，但区别只在于技术工具作用的大小差别。
当前，研究按照技术工具作用由小到大排序，大致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技术“赋能”传统国家实力。国家的综合实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与文化等各方面，相关学者会从不同领域入手，分析新兴技术如何分领域影响实力变化。二是技术作为独立变量对国际力量格局影响深远。相关学者强调在地缘政治因素加持下，主要大国均将技术视为新的权力来源与构成要素，围绕技术展开的竞争正在不断塑造新的力量格局，从而得出技术正日益成为一个影响国际关系的独立变量的结论。如有学者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有望从根本上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削弱国际秩序包容性，并使国际权力分布极端化。三是技术已取代地缘成为国际政治的决定性要素。有学者提出，从互联网时代起，信息与通信技术消减了时间乃至空间的概念，地缘对于国际政治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技术政治已逐渐代替地缘政治，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尤其新兴技术的集群性涌现，以及科技竞争的加剧，再次印证技术权力业已成为当前决定国际力量格局最为重要的权力。这些探讨无疑对于理解科技竞争与大国关系十分有益，但本质上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性亦显而易见。
研究结论对此轮重塑的特性把握不足
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科技革命对国际力量格局的影响并不是新议题。历史上已有三次科技革命经验可循，此轮科技革命虽有一定规律性特点，但鉴于此轮科技革命的独特性，不能完全照搬历史经验解释新现实，应对新问题。
近年来，所谓当今世界正身处“乌卡（VUCA）时代”的说法十分流行，作为对当前全球性时代特征的概括，它包含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与模糊性。而这种变化的产生，除了地缘政治因素，此轮科技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全球范围内集群性，尤其是新兴技术本身的特点进一步加剧了“乌卡”状态。“新兴技术”一词频繁出现在科技战略与政策报告中，而对于何为新兴技术，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并没有统一界定。早在2015年，美国政策科学界的顶级期刊《政策研究》就发表《什么是新兴技术》一文，文章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梳理各种语境释义下对“新兴技术”界定的共性，提出“新兴技术”的关键要素包括新颖性、快速增长性、重大影响性、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尤其是后两者，“重大影响性”表明这些技术的影响不会局限于特定领域，会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体系带来重大影响，甚至改变社会生活的行为主体、运行机制与互动模式。“不确定性与模糊性”意味着，随着这些技术应用的不断拓展与普及，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甚至是“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因此，不确定性与模糊性是分析此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技术与权力关系的重点。但当前分析仍然以传统共性视角为主。
对未来研究的思考
新形势下对于科技重塑国际力量格局的研究方兴未艾，挑战虽大但亦会“倒逼”相关研究取得进展。
一是以点带面，不断提升传统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的适用性。现阶段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并不现实，可考虑提升传统框架的适用性与解释力。这有历史经验可循，在互联网发展初期，传统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甚至一度被认为可能“失灵”。但实践表明，随着网络空间安全与战略问题的日益凸显，尤其是大国竞争与博弈的加剧，网络空间还是迎来了所谓“现实主义的回归”，并且鉴于网络空间的特性，衍生出诸多新议题，反而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如网络主权之于国家主权、网络空间规则之于国际规范，以及网络威慑之于战略稳定等。近两年，通用式人工智能无疑是新的增长点，亦可考虑结合新技术与应用带来的新问题，进一步拓展传统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的新应用。
二是跳出思维窠臼，不断探索新的权力政治互动机理。相关研究已在尝试跳出技术工具论，如“技术权力互动论”。有学者提出，仅仅将技术视为独立变量，对权力产生单向影响是不够的，技术与权力是互动、双向影响的关系。此外，还有“技术进化论”，如著名技术思想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莱恩·阿瑟在经典名作《技术的本质》一书中指出，技术其实是一个具有“生物属性”的进化体，其主观能动性不容忽视。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印证他的说法，其可能的自发性、不可预知性与模糊性，一方面极有可能给国际关系带来新的影响要素，甚至是改变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亦可能改变对于国际事务逻辑与因果关系的判断。因此，重新认识技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甚至重新界定技术的本质与作用，力争采用新的理论与分析视角，或能更好地解释现实、预测未来。
三是重视特性挖掘，加强研究的动态修正。对于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而言，需要适应“乌卡”时代，将研究重点放在高度易变性、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上，找到此轮重塑的独特规律。这就要求一方面要高度关注科技发展中的变化甚至是科技意外，不断对分析框架与结论及时修正；另一方面要直面模糊性带来的挑战，强化研判的动态调整，降低对所谓长期预测精准性的期待，以能够做出反映客观现实与阶段性趋势的解释与评估为主要目标。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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